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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制度解决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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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您对贫富差距的态度，我保持中立，只是表述不同声音。听说您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有兴趣。我认为国外对于中国的环保问题非常担忧，比如《纽约时报》，他们对于中国环境的系列报道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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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我不太担忧中国的环境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应该能解决，上海现在的空气是比10年前好吧。中国是有环境问题的，但是问题不会那么严重。今年（2008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主持了一个中国环保问题的讨论会，中方代表有上海交大、清华、北大、厦门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发改委的一些研究员，普林斯顿参与的则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还有工程与技术方面的研究员。中方代表回去以后，大家建议成立一个双向交流的论坛，主要集中于环保和经济方面的研究，大家可以不断地交换意见，探讨如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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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20世纪60年代起，您就与中国政府有很多合作，将抽象理论与现实情况自由转换。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经济学如何完美解决这种公共物品的搭便车行为呢，您对此有什么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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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环境问题为什么产生呢？就是因为利用水、空气等公共资源的人，没有付出相应代价，所以很多工厂都在滥用。要是它们能付出代价的话，环境问题就会得到相应的解决。我的提议是，只要是排放污染的企业就一定要拿许可证，这点别人也提过，但是运作模式各有不同。许可证可以这样运作：第一，你要从当地的环保部门拿到许可证，自己申报当年的污染排放量，申报以后，依据你申报数量的多寡，拿等量的许可证。假定许可证的总数是已知的话，就等于许可证的供应是已知的。有很多不同的人需求许可证，所以需求和供应这两方面的博弈会决定许可证的价格，这可由市场交易来决定。要是你污染多的话，你要多买一些，要是你的机器很清洁的话，你就不用买那么多。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鼓励大家多用无污染设备，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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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许可证理念很符合经济学原则，也就是污染高的企业需要额外多付一些钱。但是您觉得在操作上没有问题吗？如果让工厂诚实地申报污染配额，是否就要以严厉惩罚加大作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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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我刚才说让工厂自己上报污染的额度，这个是要省国家的成本。要是政府去核查每一家工厂，成本太高，也查不过来。所以我建议工厂申报，但是国家会抽查，如果抓住瞒报，该工厂就会被罚得很惨。我还要强调两点，第一，这个方案并不是每个污染问题都可以采用，有些问题不能用，要视具体情形而定；第二，是否采用这个办法我希望用民主的方法决定，当地的环保分支机构，要征求人们的意见。人们的意见从哪儿来呢？在农村有选出来的代表，城市也应该有街道选出的代表，让这些代表和企业讨论具体额度。发放许可证的收入归政府分配，所以这个数额不能等于0，因为等于0就没有收入；也不能给得太多，太多的话相应的污染就会太重。由此，人民代表必须有一个衡量，他用这个衡量来决定多少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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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做一个经济提议没有那么简单，一定要去慢慢地契合当地的实际。我与中国政府有过合作，我们讨论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说几句话就可以决定的，而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探索。一步一步来，总会有进展，对不对？（记者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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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4.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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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发展如此迅速，他们认为这样的发展速度简直是一个奇迹。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快速发展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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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背后有三个重要的基础动力，这些动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使日本经济崛起，以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促使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原因是一样的。它们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一套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以及经济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从而给予经济更多上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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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依次详述这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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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的含义是人在社会上的能力，包括劳动者的技术和职业道德水平，以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人力资本的素质是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是十年或者二十年能够塑造的。经济学家已习惯用受教育的时间来衡量人力资本，但这样的方法并不准确，因为它未能把职业道德和人的创造智慧考虑进去，而这些是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这些特质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继承和完善，有一部分通过家庭教育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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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工人的技术，我们通过古代青铜器、丝绸刺绣、瓷器和明代家具就可见一斑，更不用说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的精妙。中国毫无疑问拥有相当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和美国，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一些国家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本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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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个动力是一套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拥有同样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但还没有建立市场机制，因此未能迅速发展起来。市场机制能够让优秀的人才通过辛勤工作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从而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市场机制使得经济活动因为劳动有偿而得到充分激发，也因为资源根据市场供求原理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得到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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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逐步把经济机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他们功勋卓著。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转变。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人力资本，市场机制也不能成就这样快速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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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指出中国市场机制的许多缺点，如银行体系和法律制度，但这些制度在不断改善。必须说明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时，经济也可以得到迅速发展，这充分表现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中。此外，即使政府不采取行动，经济体制本身也可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得到改善和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应国民经济的需要而兴起的乡镇企业的成长历程。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生成其他的市场机制。今天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都是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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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和市场机制的互动。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市场竞争，而且能者会胜出，那么市场机制就能运作良好。但是平等机会往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法实现，因为成功人士的孩子必然拥有更好的机会。而中国社会在1978年改革开始时，大多数公民拥有几乎均等的机会，都能白手起家，没有人可以继承财富而得到创业资本。所有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读大学或研究生，更有能力和更努力工作的人会被选入大学或研究生院。我在20世纪80年代还帮一些优秀的研究生进入北美的研究生院，他们中很多人就来自贫困的家庭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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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个有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发展中国家和最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这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采用先进技术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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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预言，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因为这三个经济引擎会继续发力。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但在至少未来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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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在2008年7月的讲话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是：（1）迅速发展的高科技；（2）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3）劳动力从低级产业向更高级产业转移。这三个因素和我所说的不同。从我的角度来看，福格尔没有给出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快速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只是列举了三个发展的表现。如果说先进科技的迅速发展是原因，那么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取得同样的成绩？理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使中国有能力吸收现代技术，并吸引可能流到其他地方的外国投资。对于劳动力随着产业升级从低到高的转移，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然现象，而且市场机制还有其他功能可以促进发展，如利润驱动企业家奋斗，鼓励个人智力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是上文指出的市场机制的部分结果。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影响值得商榷（也值得仔细研究）。首先，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在1978年前很低，因为受1967～1977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没有限制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发展。其次，1979～2000年间，尽管自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开支大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投资对人力资源总量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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