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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发展的确是有代价的，任意发展，就会损害环境。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消费活动，都是需要消耗能源的，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能源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使用能源的人是否为自己造成的环境破坏支付了代价？如果支付了代价，也就是说在利用资源的同时偿付了成本，那么，经济活动就能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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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资源的利用为例。假设我在湖边建造了一个工厂，很多污染物被排放到湖里，如果我不去支付污染湖水的代价，那么这种生产活动就不是最优的，就存在浪费；如果我利用了水资源，并为自己的排放支付了代价，那么这种资源的利用就不会存在浪费。所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利用环境的同时支付了环境代价，这种经济活动就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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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能源是不是科技革命带来的一个机遇，从而成为金融危机后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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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新东西当然会带来新机会。市场出现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只要是市场需要的，不管是在新能源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新产品就是一种进步。比如目前比较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没有污染，价格又适当的话，很多人就会去买，市场就会形成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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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但是，情况往往是，新的东西确实好，但价格会比较高。您如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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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就这个问题而言，我的观点是，好不好，最终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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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对于即将到来的哥本哈根会议和新一轮全球碳排放谈判，您又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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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在碳排放问题的讨论上，科学家观点不一，各国政府也有分歧。我的看法是，要尽量发挥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确定：第一，未来两到三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多少？第二，这一排放总量如何分布到全球各个不同国家之中？为此，联合国各成员国需要对未来两到三年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投票，以投票的中位数决定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联合国把总量以排放许可证形式发给各国。每个国家得到的许可证，与它的人口成正比，因为世界上每个人的排碳权利是同等的。因此，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没有特权。如果它们需要多排放，可以向他国购买，价格由双方决定。各国政府有责任遵守这一共识，来限制本国的碳排放不超过其排放界限。我希望中国或美国会在联合国提出这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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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是荣誉，但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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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前不久，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单公布了，再一次勾起了中国人的期待与讨论。对于这种“诺奖情结”，您究竟怎么看？邹至庄：我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选择的得奖者大致都很有水平，有些是大家一致公认对经济学有很大贡献的，如阿罗、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但有些得奖者，大家不一定同意。诺奖是荣誉，但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就经济学界而言，一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一般同行都认识，对他或她的贡献都有评价。经济学界不承认你有重要的贡献，你的作品对学术研究没有影响，即使得了诺奖，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充其量只有一天的报载，数日后大家都忘记了。设想一下，现在的经济学研究生，能记住几位诺奖经济学家呢？大致想不出六位，更不用说一般不专攻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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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田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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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11.教育的需求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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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一些重要问题可以用需求与供给来解答：为什么学费一年比一年高？中国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7年为3.4%，而在2002年这一比重上升为5.21%，这个大幅增长又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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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第一个问题，我用教育的需求函数，指出教育需求因收入增加而增加时，供应不能同样增加，以致价格上升。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也用教育的需求函数，从解释教育需求、演算到解释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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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商品或者服务的需求（用q表示）主要由它的价格（用p表示）和消费者的平均收入用y表示）决定。需求函数就是用平均收入和价格来解释人均需求量的等式。我们的研究（与沈艳合作，2006年6月发表于《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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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2001年人均收入和人均教育支出的省际数据，我们可以估计收入弹性。结果是，对小学教育来讲，收入弹性的数值为0.42，中学为0.81，大学为1.29，教育业整体为0.88。读者不难发现前三个数据间存在递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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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到2002年，教育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6%。我们可以应用供需分析来解释这个现象。近些年，中国人均收入飞速增长，这使得教育的需求曲线向上或者向右移动。实际收入每增长10%，需求增加的幅度便是8.8%。同时，教育的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缓慢。供给（或者需求）的数量由学生入学数来衡量，并依赖于教育投入的数量，如教师的总数量和学校建筑的总面积等。教育的供给量很难以超过每年5%的速度增加。因为，即使新增教师数量或者新建学校建筑面积加倍，也只是在已有教师数量或者学校建筑面积的基础上增加很少的量。因此，供给的缓慢增长和需求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教育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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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观察到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增加的现象了。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会随着教育的相对价格的增长而增加。从1997年的3.4%快速增长到了2002年的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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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还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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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但中国的教育体系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力量的影响。非政府教育投入的比重（定义为教育总支出减去政府预算支出）在前些年持续增长，在2002年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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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管政府仍在经济的多个部门中，包括工业、金融、交通、通信、外贸和教育等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允许并鼓励非公有机构在这些部门中的发展。在允许自由进入和存在竞争的环境中，往往正是后者扮演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驱动力的角色。从制度的角度来讲，非政府出资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它可以通过公立学校来收取费用，或者通过租赁合同由非政府的机构或个人来运营。一些学校可以由非政府的专业协会或群众组织所有或者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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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研究收入不平等和教育不公平的关系（分别由人均收入的对数值和人均教育支出的对数值的标准差来衡量），收入影响教育的需求，收入的不平等进而会反映在教育的不公平上。研究的结果是，对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来讲，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比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低。不同家庭间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并没有收入水平的差异那么大。可能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一个因素。但是，收入以外的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影响教育支出，教育不公平的程度可能大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这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以至整个教育领域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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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浩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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