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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13.消费和投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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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经济行为和其他国家的人大致一样，今天谈的是一个宏观经济的例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都适用于解释中国不同时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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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我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了1953～1982年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消费和投资是如何决定的。该文采用的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分析截止到2006年的中国国民收入数据，下文会作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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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的决定问题，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个理论：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二者增量之比小于1。如果凯恩斯是对的，那么很容易推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收入的增长会导致总需求不足，因为消费量的增长总是赶不上收入的增长；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增加开支以促进总需求。事实证明，凯恩斯有关消费决定的第一点悲观理论是错误的，但他正确地指出了总需求不足时，政府增加开支能够拉动消费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践凯恩斯的第二个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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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需求由于政府军用支出的减少而急剧下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预计战后的美国经济将面临萧条。但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开始挑战凯恩斯的消费方程，于1957年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之后他因在该领域的研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该假说中，持久收入可以理解为代表性家庭或个人长期收入的一个平均值，即一个稳定的收入，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存在一定比例；在他研究的时期，这个比率在美国约为90%，并且该比率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是因为消费者在决定消费数量时所依据的是持久收入或者长期购买能力，而不是现期收入。实证分析也表明，持久收入相对于现期收入能更好地解释美国的数据。在此之后，罗伯特·霍尔又指出：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正确，由于当年消费和次年消费都是根据人们对持久收入的估计来决定的，那么上一年的总消费量就是当年总消费量的最优估计。因此，上一年的总消费可以用于很好地解释当年的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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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投资的决定模型，我假定合意资本存量与产出成正比。既然投资是资本存量的变化量（当年资本存量减前一年的资本存量），那么也就决定于产出的变化。这个理论就是众所周知的乘数-加速数原理。加速是指速度的变化率，而这里的速度指的是产出的增长速度。当产出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放缓时，投资就会减少。在该模型中，产出的增长变化率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大于1，因此投资波动的幅度要大于产出或收入的波动幅度（总收入等于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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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消费是比较稳定的，其波动幅度小于产出的波动幅度；而投资的波动幅度大于产出的波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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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决定消费和投资的两个模型结合起来，我对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估计。模型中的变量都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正如我198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数据来自1952～1982年）的结论，模型的估计结果再次证实了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和决定投资的乘数-加速数原理。估计投资模型时，我同时引入了上一年收入和当年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上一年收入对投资的影响系数为负，当年收入对投资的影响系数为正，且二者的绝对值相等。这说明，正如乘数-加速数原理预言的，投资量能够由收入的变化来解释。我还发现使用这两个时期的数据所估计得到的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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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和投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上述消费和投资理论对中国经济都同样具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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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立佳、杨广亮、何泽、李学梅、周文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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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14.汇率、货币供应与中国宏观经济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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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第4期《金融评论》（Financial Review）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说可以广泛应用。列举的两个例子是他解释消费的持久收入假说以及他对货币理论和政策的研究。现在，我给出第二个例子的应用，它与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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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发现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的总产出会随即增加，但其效应是短暂的。稍后，价格也会增加，但其效应是持久的。2004年，我决定看看这个论点在中国是否也成立。当时，弗里德曼就很自信地对我说：“在中国一定成立。”我和北京大学的沈艳教授用中国1952～2002年的数据对这一论题进行了合作研究，结果证实，弗里德曼的上述论断在中国也完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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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见本书第33篇文章，“弗里德曼：为学、为人与中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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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论断，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过热”是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产出的快速增长。2000年和2001年，中国的流通中货币（M0）的年增长速度为89%和7.07%，实际GDP增长率为8.4%和8.3%。但是从2002年到2005年，流通中货币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0.1%、14.3%、8.72%和11.9%，同期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分别是9.1%、10.0%、10.1%和10.2%。与2000～2001年相比，后期的M1和M2也以较高速度增长。如果用能够测度包含在GDP中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水平的GDP平减指数来衡量的话，2000～200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2%、0.6%、2.56%、6.71%和3.8%，这也反映出了价格上涨的滞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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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是由于外汇大量流入被转换成人民币。仅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2000亿美元。到2006年底，外汇储备总量达到了1万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转换成人民币，使中国的货币当局很难利用诸如提高利率、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于投资的兴旺，政府也试图利用设定投资规模来加以控制。这些政策调控面临的困难在于商业银行可贷出资金太多，如果商业银行没有大量可借贷的超额货币，也就不必对其信贷以及投资的规模进行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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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量外汇储备的流入源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较低，使外国人能便宜地购买中国的商品、在中国投资。假使目前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得以持续，外汇将继续流入并转换成人民币，必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并继续驱动中国经济过热。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对这一问题是有充分认识的，但基于许多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中国政府没有迅速提升人民币币值以解决经济的过热。人民币汇率过低取决于美元兑换人民币供求力量的对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美元的价格。2005年7月之前是1美元兑8.3元人民币。美元的价格越高，则美元的需求越少，供给越多。美元的流入意味着在已有的汇率水平下美元供给多于需求。就是说美元价格过高，即人民币价格过低。因此，只要外汇净流入中国，外汇供给过剩，就表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只有提升人民币汇率，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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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可以采用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发展中国家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当局不能随便印刷货币以致通货膨胀。因为一旦通货膨胀，本币会对美元贬值。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往往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取决于美国货币当局的抉择，牺牲了货币当局运用本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当美国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时，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难以达到一个比美国通货膨胀水平还低的物价水平。就我们讨论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而言，并不需要在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之间作出选择。中国采用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即使中国采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前文所述的证据也表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过低，需要向上调整。一旦调整到了均衡水平，中国就可以游刃有余地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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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民币低估以外，投资膨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土地的公有制度。政府官员控制土地，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能通过批地促进经济发展，得到好处。但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以及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土地都是私有的。一旦土地私有，土地所有者就不会轻易出售土地，因为他们希望在将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而中国的土地公有，政府官员可以在土地转让过程中得到好处（后文将详述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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