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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后所说，这也是一个可疑的论点。我认为（参见www.princeton.edu/～gchow文献下载区《中国宏观经济中的货币、价格水平和产出》以及《中国经济转型》7.3节），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因素是货币供应量M0、M1或M2的增长率。特别是，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可由通货的快速增长来解释。1991年、1992年、1993年和1994年末流通中的货币量分别为3179亿元、4336亿元、5865亿元和7288亿元（参见《中国经济转型》英文版第二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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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说发生在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之前。在汇率或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上，我们之间有不同看法。上引两篇参考文献中，我论述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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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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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坚持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汇率达十年之久，直至2005年7月21日，其间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个方向上的压力。2005年，当中国经济已变得非常开放时，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的中国通货膨胀率已趋近于一个略低于美国的水平。我并不是认为汇率本身决定了中国的物价水平，而是说，汇率目标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政府以某些直接手段调整投资以及实行货币政策中的对冲操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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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连带汇率的货币政策本身主要影响的是通货膨胀率而非实际经济增长率。不过，我也许可以指出，1980～199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多波动，其中，1988～1989年以及1993～1995年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4年以后，在固定汇率制下，经济增长不仅快，而且比较平稳，并且没有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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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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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引《中国宏观经济中的货币、价格水平和产出》一文中有一节“中国货币简史”，其中没有借助汇率就解释了你上述两段所讨论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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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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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和（F）：弗里德曼所阐发的货币政策规则，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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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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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没有说过同意弗里德曼钉住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观点。我的确赞成弗里德曼从经验研究中得出的论点（也赞成这个论点的本.伯南克向我指出了这一点），即，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化会引起产出增加，但这一作用会很快消失，而在较长时隔后这个作用会引起物价水平上涨并持续很长时间。人民币低估引起资金流入增加以及外汇储备的相应增加（外汇储备目前高达7000亿美元，仅2004一年就增加了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伴随着相应多的资金转换为人民币并由此提高了货币供应增长率。正是在这个程度上，汇率低估是通货膨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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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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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转换的高速度和非常高的储蓄率意味着货币总量趋于爆炸性地增长。例如，1993～2003年，中国狭义货币每年以高于17%的速度增长（参见后附文章《国际调整中的汇率变动还是工资变动？》），广义货币增长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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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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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的角度看，17%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并不算高，即使相对于维持物价稳定而言。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需求以高于GDP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在通货膨胀时期，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超过了25%～30%（参见《中国经济转型》英文版第二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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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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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当局不能仅简单地“观测”货币供应量，然后决定货币供给增长是过快还是过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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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较好的做法是将货币供给增长视为内生的（而非原因性的），并寻找其他一些钉住目标以确定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或宽松性。就过去十年间的中国而言，汇率是一个最为方便的目标对象，但从2005年7月21日起，这一目标可能不得不转变为国内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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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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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再次参见上引“中国货币简史”一节）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决定，而政府政策没有控制通货膨胀的意图。例如，流通中货币在1984年一年中增加了50%，主要是由于银行体系改革赋予了银行前所未有的扩张信贷的自由。而1993～1994年间，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是银行体系放松信贷控制的结果，而这是响应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进一步加快开放和发展的号召。朱镕基成功地抑制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使用行政手段控制银行信贷和货币供给——给各省的银行制定信贷配额目标。我并不是鼓吹货币供给目标，而是强调，货币供应量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变量之一，而这包括人们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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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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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由于中国目前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已低于美国水平，而且东亚地区的贸易几乎都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大幅升值会驱使中国进入事实上的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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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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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升值相比，人民币大幅升值会降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会不会发生事实上的通货紧缩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则将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如前一段所提到的那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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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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