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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19.从政治文化角度看“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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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本文将从政治文化角度讨论“三农”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央政府官员想要简化中国的地方政府制度。现有制度包括中央、省、市、县、镇，再到乡、村，太过复杂了，因此已经考虑好几年，要把五层减少一层，希望在五年内取消“镇”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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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易事，因为“镇”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前中国实施公社制度的时候，公社就等于镇，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如修路）等，都由公社负责，公社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公社解散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在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出现了所谓的乡镇企业，政府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生产。人们知道中国人已经逐渐富有，对于日用品诸如自行车、电冰箱之类的货物有很大的需求，所以自己办厂来生产。因此很多人说中国的经济不是国营企业发展出来的，而是乡镇企业。各乡镇成立了很多乡镇企业。现在中央政府要求这些乡镇企业五年之内停产，地方政府不要再经营乡镇企业，而要帮助农民，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农民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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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不容易做到，因为对于乡镇而言本身没有利益。以前乡镇经营企业，可以维持政府收入，当然个人也有收入。中国人很有意思，好比经营大学，中国政府的机构，连学校也是公立的，但政府鼓励各学校自己经营企业。学校可以办分校，也可以经营其他事业，赚了钱以后学校拿一部分，经营者自己也可以获取收入。好比办一个现在中国最流行的Execu-tiveMBA（以下简称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一年大约可以收取三到四万美元的学费，收费很高。要是相关科系有能力开办，就去办，学校收取一部分收入，办理的学院再收取一部分，去教书的老师也有课时费。以前也是如此，乡镇企业赚的钱一部分交给政府，另一部分则由经营者获取。所以我认为现在政府不许他们再经营这些事业，恐怕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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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现在为什么想要取消乡镇企业，一个理由是现在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很多乡镇企业已经私有化，所以属于政府的企业不多。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地方上主管这些事业的人一定会反对取消乡镇企业。要取消一整个层级的政府，我觉得在五年内会有些政治问题。我在会议上公开发表文章说，大家可以看一看中国政府做得如何，五年之内可以看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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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的文章提出“三农”问题，包括三方面：一是贫穷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贫富不均，贫富不均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均是指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但是其实穷人的收入增加也相当快。如果将中国分成城市和农村两部分来看，最近15年城市居民每年收入平均增长7.5%，但农村收入才增长5.5%，5.5%的增长率已经相当高，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到5.5%。所以，一般人的生活并不是不好，如果去观察中国农村，进步还是很大；而且最低收入者，也就是最穷的人，比率是一年比一年降低的。所以中国以收入而言，平均收入低的穷人是在增加，但最穷的人却越来越少。所以，用财富来衡量“三农”问题的话，上述的贫富不均是第一点，但这不算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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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中央的城乡资源分配不同。城市方面得到国家的资源较多，譬如教育、医疗方面都得到很多资源，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也集中在城市里。反之，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源。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也是不对的。这是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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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最重要，就是中国的土地在农村是集体所有，不是私有。虽然是集体所有，但是农民个人有使用权。他们的集体所有，例如以一个镇、一个村为单位，土地是属于村的，但是已经分给农民。农民就等于持有一份合同，政府将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可以使用，也可以转让。但一旦农民分到土地以后，政府不可以再拿走，这是不合法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农村，农民最不满的一点是他们的田地被一些官员拿走了。政府官员拿到土地以后，转手赚了很多钱，却给农民以外的人去开发，这种事也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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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也对“三农”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应该要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力，但是这个政策没有落实，我们一定要将其落实。”在中国，很多时候领导人说政策要如何，但具体成效未必如此。所以我认为，执行政策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如何明确地落实政策，也就是对于违反农民利益的官员一定要公开严格地处分。但是中国这么大，怎么知道谁违法？因此另一个办法，就是将言论自由放松一些，也就是运用新闻媒体发挥监督的力量。中国对于新闻媒体控制得相当严格，政府应该可以放松一些，容许一部分记者就全国范围内导致农民不满的问题，多写一些文章报道，就可以广为人知，自然就会对官员造成压力。这是我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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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该小组隶属于国务院，权限很大。另外，他也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领导小组负责实行政府的政策，必须研究这个问题，例如与农村问题相关的许多部门，有农业部、土地与资源部，还有医疗等很多部门，所以是跨不同部门联合组成的一个委员会（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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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在医疗方面做得不太好。大家公认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在医疗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有很多数据可以证明，例如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是45岁，后来提升到60岁；还有死亡率，50年代初期是15‰～16‰，后来下降为6‰～7‰。可见中国在卫生、医疗方面进步很大。在农村，经常是用集体的办法来改进医疗，相当有效率。例如在农村集体化的时代，人力是由公社负责调配，公社运用部分的人力和资源，医疗方面需要什么设备，就由公社去安排。公社解散之后，医疗变成一种市场经济，农民若是生了病，得自己处理，自己看医生、买药。这种情形和过去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没有集体的保险。从前大家的资源都交给政府，等于参加了保险，但现在已没有保险的机制。第二，政府也没有资源去设置医务所等，所以缺乏医疗设备。因此，政府希望最快在五六年之内，将过去的集体保险制度重建起来，但还要考虑农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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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20.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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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方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善，但仍有许多人持负面态度。我列举两个例子：一是美国领先的经济学期刊，另一个是英国有广泛读者的经济学杂志。这两份出版物，除了有关中国经济的，其他涉及各个领域的文章质量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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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阿林·扬（Alwyn Young）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GDP数据在1978～1998年的20年间每年平均有2个百分点的偏差（偏高）。因此，报告平均增长率9.53%应减少到7.68%。这个所谓的“偏高”很不可信。年鉴可能把一两年的增长率高估1.85个百分点，但不可能20年都这样。假设1978年的GDP为1，增加9.53%与7.68%的差别相当于（1.0953）20和（1.0768）20之间的差距，就是6.1754和4.3924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20年后GDP水平被高估了40.6%。统计年鉴不可能隐藏如此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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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写了一封信给《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指出这篇文章的错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10%以上的快速增长，也为很多西方人所瞩目。这封信也抄送给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朋友。我指出，任何在1978～1998年期间访华数次的人都会相信，中国经济在以极高的速度增长。这个明显的事实不能被一个试图找出官方统计数据错误的经济学家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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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这个杂志作为通俗经济学读物广受尊重，而《政治经济学杂志》是在专业经济学家中广受尊重。2008年12月11日出版的《经济学人》的封面大标题是：“突然脆弱：亚洲两大猛兽都在颤抖。印度经济疲软，而中国领导人有更多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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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明白，中国经济在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中是有问题，但还不至于说中国“猛兽发抖”或“中国领导人有更多担忧”。这些说法显示出这篇文章的偏见。我阅读此文，想找出作者有何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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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引用其中最尖锐的陈述，并指出其如何缺乏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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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的增长率下降至5.5%或更低，这将被国内外视为一场灾难。”注意“如果”这个词，但缺乏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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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衰退营造了紧张的氛围。上个月（2008年11月——编者注的贸易数据显示，出口比2007年11月低了2%，进口下降18%，这十分令人震惊。电力行业的数据一般比较可靠，也下降了7%。尽管世界银行和其他经济学家仍预计2009年中国GDP将增长7.5%，也低于8%的目标水平，这个数据被有点迷信地认为是避免巨大社会混乱的核心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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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陈述中大部分只是猜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世界银行对中国GDP增长率的预期远远高于文章作者的预测，电力行业的数据并不是一个衡量产出的可靠指标，8%的增长也并不一定是避免巨大社会混乱必不可少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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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布了一项庞大的4万亿元人民币（近60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一些质疑这个数字的人认为，数字中的大部分来自以前的预算承诺、重复计算和空洞的许诺。”关于这些陈述，读者自己会有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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