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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70年代考虑政策建议的时候，认为它应该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发现最优政策规则；其次是对决策者推销。但这是比较天真的，未必是最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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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打算帮助政府官员制定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决策，那在选取目标函数的时候，就不该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引入他们的目标函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仍然有困难，因为官员们的专业知识不足，可能不相信我们的建议符合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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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必要的技巧，用直接和朴实的语言来解释从动态最优化的数学推导中得到的结果。这个任务并不容易，不过某些经济学家却非常善于把研究成果向那些没有专业理论背景的聪明人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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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点是，在不那么专业的领域也能做到成功交流，让决策者对自己有更强的信任。到了需要传递动态最优化得出的技术化的分析成果的时候，如果你和官员们的关系较为友好，他们就更容易被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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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准备一系列良好的政策建议，而不是只保留某一项最优政策。你可以找到若干可行的、比现有政策更好的方案，把这些建议都烂熟于胸，试图让决策者能对其中的某一项产生兴趣。汽车销售商采取的策略就是如此，他先准备一系列车型，只要卖出其中一款，任务就完成了。顾问如果能让官员采纳某一项政策，也可以算达到目的。就像汽车销售商一样，你可以多准备几项政策建议，看看顾客到底会对哪一项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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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可以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先总结出良好的政策建议的组合，然后用高明的沟通技巧给顾客进行解释。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你可以保持开放的状态，让官员们来影响你，告诉你除了你提出的政策组合以外还有其他哪些选择。就像我在台湾和大陆所经历的那样，学者可以和官员联合起来，互相学习，共同寻找最优政策。因此，动态最优控制规则不过是你用来解决政策问题所需要的工具之一，你还应该从官员们那里吸取有益的观点。只有通过合作和交流，才能制定出良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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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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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经验中我们看到，即使政府已经采纳了某项政策，但由于相关人士没有贯彻落实，政策并未发挥实际作用。最近以来的一个例子是，“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把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逐年降低4%的目标，但2006年的实际降幅只有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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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中国的农村，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地方上的党政官员控制了村里的事务，农民得到的待遇不公。已经承包给农民的土地被地方官员非法收回，用于城市开发，而不提供足够的补偿。目前虽然有法律保护农民拥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但违法的事情时有发生，引发了许多受害农民的不满和抗议行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地方官员，也就无力推行保护农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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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领域，农村公社体制崩溃后，许多农村居民得到的健康服务状况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甚至退步了，这是中国在取得经济改革巨大成就的同时最失败的方面之一。近年来，中央政府试图为全体农村居民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每人每年的费用为50元，其中有40元来自政府的补贴，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摊。然而到2007年春，许多农民仍然没有加入保险，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政府真的会为自己支付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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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执行的重要性，我认为，在政策建议提出之前，甚至在有关政策的研究完成之前，执行的问题就应该纳入考虑。如果我们知道某项政策无法执行，那么提建议就是无用的。如前文所言，我们所建议的政策必须具有可行性，而没有希望得到切实执行的政策不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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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在政策设计的时候把执行问题考虑进来。在环保政策方面，我曾提出，如果某位省长没有切实执行中央推行的环保政策，就应该予以严厉惩罚，包括罢免。在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我知道中央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采纳这项政策，然而我还是认为，未来一旦有机会被采纳，它应该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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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体制以外推动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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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影响政府来推动社会变革，但在政府之外还有另外两条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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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条渠道是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有许多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应用，这些都会推动社会的变革。许多大企业在研发方面有巨额投入，成果在市场上销售。大学的研究也带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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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都知道另外还有一条渠道，总结得最好的是凯恩斯，他认为世界的发展受思想家的影响更大，甚至远远超过那些追随他们的政治人物。例如，多少个时代以来，卡尔.马克思对许多政府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也有人不接受他。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许是20世纪后半叶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影响最大的人。他的研究波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教育券的使用以及对生活中的自由选择权的尊重等。他的武器就是写作、演讲和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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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筹学到社会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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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普林斯顿运筹学与金融工程系的一门课程“环境问题分析”。本文提出，要让研究成果发挥推动社会变革的效果，就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思路。目前的工程学教育的趋势也是如此，从简单地训练工程师，走向培养组织和社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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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的课程对于培养分析和解决特定问题的能力是很好的，但工程这个概念的定义目前过于狭窄，除了关注技术革新外，没有考虑更广泛的社会运行。普林斯顿近来的办法是利用工程学的分析方法来满足现实的需求，从而催生了金融工程学。传统的土木工程最开始被改造为土木工程与运筹学系，后来又分为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以及运筹学与金融工程系。新设立的这个系是普林斯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2007年注册学生人数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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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金融工程学科的设立是件好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应该考虑引入一个名为“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的更广泛的学科。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拓展工程的概念，除了纯粹的技术分析以外，把分析结果如何应用于改进社会的课题也考虑进来。我希望大家了解如何用运筹学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这或许就是创建“社会工程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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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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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25.中国的人口问题解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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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功。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后，人口出生率从1980年的1.82%降到2007年的1.21%。同时，死亡率在1980年是0.63%，在2007年是0.69%。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移民不算）从1980年的1.19%降到2007年的0.52%。取得成功以后，中国控制人口的政策已慢慢放松，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我想用经济学的立场说明为什么放松控制人口的政策，会促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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