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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医务人员的数量和1996年差不多，而病床数在此期间也只增加了10%多一点。从其他衡量医疗供给的指标看，比如每千人拥有的医院数量和医务人员数量也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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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对需求方面进行分析。正如前文所讲的教育需求的案例，我采用1995～2003年的9个年度观察值估计了一个需求方程，是人均医疗服务数量q（用人均医疗支出对医疗服务价格指数的比值来衡量，其中1995年的价格指数为1），人均可支配收入y，和医疗服务相对价格p（前述医疗服务价格指数除以消费者价格定基指数）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收入弹性的估计值是1.18，标准误差为0.39；价格弹性的估计值是0.71，标准误差为0.22。这说明当其他情况不变时，收入增加1个百分点，医疗服务需求随之增加1.18个百分点；或当其他情况不变时，价格提高1个百分点，医疗服务需求会减少0.7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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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分析的准确性，我还选取同一时间不同人群的数据进行了需求的收入弹性分析。我使用了《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分别来自城镇和农村的5个收入人群在2002年的医疗支出数据。这5个人群分为低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和高收入。我利用这5个人群人均医疗支出的对数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画出了一个散点图。无论是用城镇或农村的数据，这5个点的轨迹都非常接近于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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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需求方程中的医疗服务相对价格p在1995～2003年间是如何变化的呢？我们的医疗服务价格指数从1995年的1上升到了2003年的2.616。相对于在该阶段以比率1.105（3.346/3.028）增长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医疗服务相对价格指数p在2003年是2.367（2.616/1.105）。转化成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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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收入弹性，供给q不变和收入y增加，我们的需求方程能够解释p年均10%的增长，就是“看病贵”问题的原因——供给增加不足以及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实际医疗价格的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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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中国的医疗服务供给增长缓慢或变化不大，并提出解决办法。供给增长缓慢或变化不大的原因是：在中国，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是国家政府的责任，而中央政府将这份责任分给了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它们大多喜欢将其有限的财力用于发展经济，因而只提供刚好够的医护人员以确保履行了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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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医疗服务供应短缺问题，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允许和鼓励民办医疗机构和中西药实践的发展。中国早已容许和鼓励民办学校的发展，尽管提供教育也是政府的责任。民办医疗机构不仅会增加医疗服务的供应量，还会引入竞争，迫使公立卫生机构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我想不出其他还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通过这样简单倡议政策就能如此高效地改善经济，给人民带来福祉。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个工程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对众多高难度开发项目的妥善安排。医疗政策需要作出的政策改变也只是一个简单的中央政府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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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宿迁市医疗体系民营化改革的成功支持了我的建议。从1999年到2004年，宿迁市的人均门诊费用市县级医院由75.49元降到70.19元，下降了7；乡级医院由37.62元降到27.84元，降幅达26%。每病床日收费市县级医院由182.18元降到175.38元，下降了3.7%；乡级医院由62.24元降到51.71元，降幅为16.9%。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市县级医院由2150.80元降到2124.12元，下降了1.2%；乡级医院由554.36元降到484.80元，降幅为12.5%。乡级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按照新闻报道对价格的定义）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三分之一。如果我们再看看全国医疗服务价格指数（从1999年的1.808上升到2003年的2.616）就不难理解宿迁的民营化试验能够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是非常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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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宿迁经验的成功与否，存在一些争论。限于篇幅，无法充分讨论。我仅提出一点异议，并给出解答。异议即：“人均门诊费用、住院费用下降，而医院数量却迅速增加，医院收入也迅速增加。如果数据无误，那么医疗需求一定大幅度地持续增长。宿迁地处苏北，相对封闭，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外来就诊人数不是很多，医疗需求不可能如此持续大规模地增加。医疗费用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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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上述事实可以用供给和需求的基本经济理论来解释。在医疗改革之前，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供给的数量不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增加。改革之后，供给曲线有正的斜率，且有很大部分处于原来垂直的供给曲线的右侧，这意味着供给增加。我一样假设需求没有增加（需求没有增加意思是指需求曲线不变，并非指需求的数量不变，需求不变时需求量会因为价格下降而增加），则新的市场均衡将处于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的数量上。前面提到的数据与此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如果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的（我估计的价格弹性为-0.633），作为价格和数量乘积的支出就会因为价格的下降而减少。如果竞争导致成本显著下降，医院的收益就可能增加，因为收益等于收入减去成本。因此，上面提到关于价格、需求量、供给量、患者支出和医院收益等方面的事实都可以用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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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疗服务的民营化供给问题。虽然有宿迁以及民营医院盛行的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并不需要将很多公立医院民营化，只需要允许民营医院存在，允许拥有医疗保险的人不但能在公立医院，也能同样在新的民营医院使用保险，推动民营医院之间以及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之间的竞争，让好医院兴盛起来。在教育问题上，中国早就允许并鼓励教育的民营供给。与此相反，在医疗问题上，中国不鼓励建立民营医院，也不鼓励公立医院的民营化。其不幸的结果是，在全国生产飞速增长、物价稳定的良好形势下，只有医疗供给没有增长，医疗价格迅速上涨，看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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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27.贫富不均问题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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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用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方法是所得税，即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的税来补贴低收入者。但是所得税政策有经济缺点，因为当人们努力工作来增加收入的时候，会被要求交更多的税，这会损害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一种更好的选择是消费税，它能合理控制消费，鼓励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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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贫富不均问题，我建议提供一个市场来鼓励并促进自愿的收入再分配。事实上，许多富人都愿意帮助提高穷人的福利水平。慈善捐助在美国很常见，在中国也日渐盛行，特别是在惨痛的“5.12”大地震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促进慈善活动，那么，中国的收入不均问题就可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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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是为慈善捐助提供一个更加方便有效的市场。这样，有心于慈善的人就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果有恰当的机会，很多人都愿意资助一些使穷人受益的项目。他们希望确保自己的资助用于好的项目，而且没有浪费。受捐者必须值得信赖，并能有效地将资助用于施助者认可的工作。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信息网络。我认为大的新闻媒体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交互式网站，让潜在的受益者和捐助者互相交流。这个网站可以根据项目的地址和性质列出所有潜在的受益者，其中地址可以详细到省、市、县甚至村，慈善工作的性质可以是支持乡村学校、医院或其他项目。地方政府或是任何其他社会机构的领导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说明其性质、目的和成本。同样，每个潜在的捐助者都可以选择列出其愿意资助的项目的特性。提供信息网络服务的新闻媒体必须谨慎制定提案的格式和信息网络中的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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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潜在捐助者可以在此网站上搜索他们感兴趣的项目，并通过相关机构深入了解该项目。随后，捐助者和受益者双方可以根据他们选择的方式达成协议，并商谈确定其他细节。接着，主办新闻媒体会接到一份达成协议的通知和合同的相关条款（合同条款细节由主办方作具体规定和解释）。合同签订时，主办方有权决定是否对此服务收费。一般来说，收取一定的费用也是合理的。新闻媒体在网站上刊登了项目信息之后，就可以向提出项目的机构或捐助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协议达成之后，主办方还可以在项目运作第一年或前两年收取捐助总额的一个小小的比率，但该比率应不超过规定的上限。如果费用过高会引起捐助与受益双方逃避付费，特别是那些没有在此网络注册的捐助者，他们可以宣称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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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新闻媒体除了提供信息网络外，还可监督捐助合同的执行。新闻媒体通过曝光不诚实或不满足条件的受益者，防止此类造假欺骗事件的发生，保证慈善工作的有效进行。此外，特别成功的事例也有机会被刊登在媒体上，这样像学校或者医院等项目的捐助者和管理者以及工作人员，都能得到相应的荣誉。当然，执行监督职能也使得新闻媒体在签订合同时收取费用更具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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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使用所得税来平衡收入分配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负面因素。除了不利于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以增加收入外，政府运作的所得税系统也存在许多缺陷。首先，政府征收所得税的管理成本很高。其次，纳税人想方设法低报应税所得、寻找避税方法也会产生成本，包括用于保存税务相关记录的时间成本，付给律师和税务顾问的费用等。这个成本甚至比政府的管理成本更高。除了收入再分配外，世界上很多国家还利用所得税的收入来支持政府行使其职能。本文的目的在于，在不干涉现有税收制度的前提下，找到另一种合适的方法来促进社会收入再分配。此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具有自愿性和非强制性。这样多方的福利都可以得到提高，不仅仅是受益组织或个人，还包括捐助者，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会损害任何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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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样的慈善活动有利于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慈善捐助缩小了贫富差距；从社会角度来看，人们于施助的过程和结果中获得成就感，于困境中受助而心存感激，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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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虹丽、滕玉娟、梁芳、陈齐辉、李霞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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