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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有很多原因，包括我们干部整体的状态、心态都跟原来不太一样。我们的干部队伍，政府机关里变得越来越官僚化的一些人，他们尽量避免风险，尽量循规蹈矩，脑中想的都是怎样尽量一步步往上爬，尽量不得罪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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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不是那样，那时确实有一批我可以称他们为政治家的人——不要以为政治家都在中央，在地方上也是有政治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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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可能80年代很多地方官员真的是当官为干事，雄心勃勃。现在当官的，很多人都是干事为当官。你不能说他完全不干事，但他干事的标准是对他当官、对他提升有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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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地的竞争和80年代也不一样。80年代的竞争，很多是以谁体制改革更彻底为标准进行的，那会儿树的标兵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哪个地方做了改革。好比广东，又把什么权力下放了，比如蔬菜、肉价格都放开了等，大家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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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地方也在竞争，但它们竞争的不是体制，而是GDP，是投资。地方官员谈的全是这个项目、那个项目，经济增长多少等。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政绩工程，当然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些因素与腐败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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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总有一个渠道，现在大量的政府投资实际上是腐败最好的渠道。比如我被提升了，这个过程中好多人帮过我的忙，我上去之后怎么回报他们？就是搞很多项目，这个兄弟做一个，那个兄弟做一个。所以，看起来好多投资名义上都冠冕堂皇，听起来也是为了民生，但实际背后真正的动机可能完全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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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在包括选官的体制都变了，更多变成拉帮结派，变成一种权钱交易和权权交易，这样你要得罪人就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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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时候人们敢得罪人，现在很多人不敢得罪人，一个原因是得罪人以后你就死定了。你要改革就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而这些人一告你，那你就完蛋了。现在我们知道政府官员你要找他的把柄总是可以找到的，太多的人屁股底下有屎，所以，他不敢大张旗鼓地去做那些得罪人的事。而做投资项目，不仅不得罪人，还可以安抚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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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就是现在跟原来的很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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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不仅仅在上面，底层官员的改革动力也不是很足。我正在读《变革中国》[5]那本书，里面谈到90年代陈光的事迹。当时对他的改革，反对的声音也非常大，因为他把当地的国企都卖掉了，还砍掉了工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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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其实每一步改革反对的声音都很大。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中共中央主办的刊物《红旗》杂志总是刊出很多反对改革的、保守的声音。最后上层领导决定不谈那些问题了，并且决定将杂志名改成《求是》，就是完全的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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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做这种事几乎是不太可能了，但那时候就做了。我们知道好多改革者本身，结局并不完美。但仔细想一想，凡是非常有改革精神的人，他们本身并不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成功与否，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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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这当成一个标准，就没人会搞改革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就是有那么一批人。他就是豁出去了，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什么政治生涯，未来的前途。他就是认准了这事，靠理念来推动自己、指挥自己做事，而不是简单地靠利益来指挥自己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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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反复强调，改革的理念非常重要，有理念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改革者。如果每个人都去算计利益，而很多人算计利益时都是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真正的什么叫作大的利益，那就不会有什么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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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商鞅变法或者后来任何一个变法，如果变法的人只看重现期的利益，肯定都不会做这些事。商鞅被五马分尸了，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他留下了名字，这也是他的利益。所以，要改革就得有这么一批人。没有这么一批人的话，改革就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所左右。结果就是许多听起来很大胆的改革，落到实处以后就流于形式，然后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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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这正是我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很多束缚中国人的管制措施未必是最上层定下来的，可能恰恰是很多基层的具体办事部门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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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80年代也一样。大家有个感觉，80年代改革就像有一个中梗阻，当时上面有改革的积极性，下面老百姓也有改革的积极性，就是中层阻碍。历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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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上边是做大事的人，他超越了自己一般的物质利益来思考问题，像邓小平，改革成功了，历史上就留下了英名。老百姓改革则可以得到一些实惠。但到了中层，实惠马上到不了他那儿，反而可能会失去很多权力，改革成功了，名声也不归他。所以，一般来讲，他们改革的动力就会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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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改革你是要预计它成功，但人们总是对未来的成功打一个折扣，更注重眼前的东西，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才说改革要成功，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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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来源：和讯网；访谈人：苏东；时间：201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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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变革中国》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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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邓小平是伟大的制度企业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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