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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企业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老是去发现社会中没有得到满足的东西,或者这个社会有什么毛病;当发现毛病或者市场上有需求没得到满足,他们就努力解决问题,或提供某种新的产品,让大家高兴、满足大众的需求。企业家通过满足大众需求获得赚钱的机会,同时也造福了社会。他们把各种商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高价到低价地生产出来,向社会普及。比如汽车、电脑、手机等,一开始都只有少数人买得起,但由于企业家的竞争和创新,引起成本、价格下降,最后让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享受到巨大的便利。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家就是为百姓服务、为大众造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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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有创造性、不安分守己的一类人。他们不会循规蹈矩地做事,他们做的东西好多是原来没有的,所以存在风险。好比一宗简单的贸易,就有很大风险。比如你看到某个地方水果很便宜,另一个地方价格很高,你会想办法从低价的地方买进来,高价的地方卖出去,这就是贸易。但是很可能当你把东西运到高价地方的时候,其他人也做了同样的事,你就可能亏得一塌糊涂。再比如做企业,你自己的东西能卖多少还不知道的时候,首先要给别人支付成本。你要雇人,你要借贷资本,你要租厂房,你东西还没生产出来,就有大量成本付出去。最后如果市场证明你的预测失败,你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对企业家来讲,面对风险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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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企业家承担的风险不是按概率算出来的,保险公司估计会有多大比例的汽车出交通事故,然后算出来平均每辆车应该收多少保险费,但企业家不是这样的。企业家面对的风险是没法保险的,所以他们必须自己承担风险。反过来说,只有让他们承担风险,他们才有积极性把风险降到最低,因此才有积极性去预测,去掌握更多的信息。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尽管有些人具备企业家素质,但他们不承担风险,所以不能叫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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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来源: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商道》;访谈人:陈慧;时间:201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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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我对改革仍然抱有期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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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这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重启改革。如果不能重新启动改革议程,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就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甚至完全不可预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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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应该有广泛的讨论,有学术界的大胆参与,不同意见的公开争执,因为真理只能在碰撞、争论当中胜出。现在整体来讲,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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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在大家眼中,你似乎对现实经济、制度比较悲观。那么,在你看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需要改革的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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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首先我得纠正一下,我不是悲观。正因为我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会谈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评性的意见。对于过去35年的改革,我的判断就是前25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过去10年里,我多次讲,改革是停滞甚至倒退的。当然,过去10年,社会领域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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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可能所有人都抱有很高的期待。之所以有这种期待,就是因为过去10年积累的社会矛盾比较多。经济体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开的,后来又被收起来,国家干预越来越强,国有企业越来越具进攻性。这就使得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觉得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善,对未来有顾虑。所以有一些外资企业或在抱怨,或在搬迁,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富人在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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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当前这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重启改革。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讲,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启动改革议程,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就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甚至完全不可预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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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个人对未来的改革还是抱有期待。当然,这些改革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应该有广泛的讨论,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那样,有学术界大胆的参与,不同意见的公开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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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你是说最近关于下一步改革方案的制定,学术界参与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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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是的。现在整体来讲,我的感觉就是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不够。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学术界提出某一个新观点,决策层会非常重视。虽然可能会有分歧甚至批评,但几乎所有改革的理念都是学术界最初提出来的,比如按劳分配问题、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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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出现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整个经济框架还未建立,所以学者从基本经济原理角度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很合理的,也就被采纳了。但是今天的形势很复杂,有既得利益群体,有要继承的一些框架,又有很多演变中的新情况,学者的建议也许就不见得能够一下子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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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正因为情况复杂了,所以才要有更多讨论,因为真理只能在碰撞、争论当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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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改革最需要的可能是高层的决心。我们也看到,你最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制度企业家”。这和高层的决心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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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制度企业家就是要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对制度进行创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果他在既有的制度下维持现状,那就不能叫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要有突破性,要创造新的体制。像邓小平,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制度企业家。中国要改革,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制度企业家,他要有企业家的素质,能够很好地判断未来,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他还要敢冒险,因为任何改革都是要冒险的。他也能够对社会大趋势做出相对比较正确的判断,让大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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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来源:第一财经《解码财商》;访谈人:杨燕青;时间:201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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