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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不要以为中国多特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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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的变革中都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考虑，但这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就像盖大楼一样，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材料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这座大楼可能盖在坡上。盖在不同的方位上，可能要求地基的厚度不太一样，可能要求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修改。但基本的东西你不能否定，如果否定，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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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说从改革的角度讲，过去10年是失去的10年，我理解您具体所指的是市场化改革失败的10年。那么您对未来10年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作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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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如果从经济角度看，考虑到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即使想要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像7%，我觉得在现有体制下也无法做到，因为现有体制没有办法使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使他们有安全感和积极性去投资，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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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社会角度来看，当我们的收入水平上升之后，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不是只要求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对个人尊严的需求，有对自然本身赋予他的基本权利的需求，要生活得体面，有安全感，要获得尊重。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我想大家都感觉到不太满意。当我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人们的怨恨和不满就会增加，这也带来其他一系列问题，包括道德行为上的各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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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民众普遍的不满决定了中国重启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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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不改都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怎么去改，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个总的目标。经济上应该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私有财产制度和平等的竞争环境。那么所有改革就要看是不是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往这样一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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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讲，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的社会，这实际上也是中国100多年来追求的目标。过去我们走了弯路，甚至陷入泥潭，现在可能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政治改革一定要有助于向这样的方向走。大的改革方向首先一致，至于一些具体的措施，可能行动比语言更重要。如果只是口头上谈我们要改革，但实际上并不采取措施，慢慢地大家一听改革就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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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呼唤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下个10年会出现这种扭转大局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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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人们现在期待新的领导人真正做一些事情，使大家感觉他们在改，在往前走。我觉得具体在经济领域方面，国有企业的规模一定要缩小，真正民营化，转让股份并退出一些领域，国有企业不能再享有特权，只有这样，私营企业家才会更加充满信心；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审批，包括融资借贷的放松管制，使人们从事经营活动更为自由更为容易。反过来说，如果还像过去一样不断地整顿非法集资，成天加强控制的话，就不是真正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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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是要按《宪法》精神来治理国家，我们的《宪法》也有很多问题，但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不落实。我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宪法》第35条都有，就是没有真正落实……只要这些改革做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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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此前有专家提出，中国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还没有完整、成熟的理论支持，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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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不一定要有什么总体的顶层设计，这个问题很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先做起来。落实《宪法》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不要想着一开始就可以搞一个天衣无缝的方案，做起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也可以设计，但是不能代替去做。因为顶层设计可能设计得很糟糕，也有可能很长时间设计不出来，但是有些问题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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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制度的变化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千万不要想着制度变化像盖大楼或者建三峡大坝一样，要把所有的东西设计好然后开始施工。制度变化不是那样的，因为制度变化的很多信息掌握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即使你有一个设计，中间的调整也会非常大。当然我也不反对顶层设计，只是说不要借口顶层设计拖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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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在中国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常常听到对中国特色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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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过去两三百年走过的道路已经有一些基本的理念，如果还不接受这些理念，那就没有办法改革。西方有一些东西是很成熟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不要以为中国多特殊，或者中国就跟西方不一样，西方做过的我们就不能做。特色本来就是错的，因为马克思也是西方过来的，如果按照这个特色，那马克思主义我们根本不能接受，对不对？但是不管它对与错，我们还是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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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关于民主、自由、法治的理论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变革中都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考虑，但这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就像盖大楼一样，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材料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这座大楼可能盖在坡上。盖在不同的方位上，可能要求地基的厚度不太一样，可能要求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修改。但基本的东西你不能否定，如果否定，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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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对于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的争论，您的看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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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落后国家经常有这方面的争论，因为不想改了，或者由于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老觉得我们就多么特殊。我想全人类从古到今无论中外都一样，大家都追求幸福，追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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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很多特色，是我们落后的特色，许多现象在西方两三百年前都存在。比如在两百多年前，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成立公司都要进行特许，需要国王批准或国会批准，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不是普通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它后来就慢慢被改成一项基本权利，成立公司只要履行注册手续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政府管的很多东西不是先进的表现，而是落后的表现，更不是我们的特色。今天看着是我们的特色的，西方历史上都经历过，所以“特色论”完全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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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来源：《东方周报》；访谈人：陶卫华；时间：201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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