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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也这样。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只要是精神财富昌明的，就一定是相对自由的。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再看看1917年后的苏联。我看到一份资料，统计到1950年，苏联所有杰出的视觉艺术家，没有一个不是在1917年之前出名的。无数的事实都说明，只要给人以自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能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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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学问最不能做的就是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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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我想了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如何保持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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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政府本身太强大了，做学问的人要保持独立性就很难。如果你说的不合政府的口味，一是你本身可能会有麻烦；二是即便没有麻烦，你得到的资源也会很少。好多学者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胡说八道，但也没办法。我问他为什么还要做，他说这是维护关系，关系破坏了，下次经费就没了。能够抗拒这一点的人比较少吧。可能你觉得我是比较有抗拒力的，所以才问我，我也得找点儿理由。一种可能是你把问题看深看透了，自然就有自信，不会人云亦云、言不由衷。另外可能也跟成长环境有关，我生长在农村，不像城里人，一会儿宣传这个，一会儿宣传那个，农民不受这些干扰，就比较直接、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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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不相信的话，首先不是对不起别人，是对不起你自己。所以托马斯·潘恩说：为了人类的幸福，每个人在思想上都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可能是人类最大的悲哀，你不仅忽悠别人，也伤害自己。但是在我们这里，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我们这个社会道德堕落到这种程度，是和说假话有关的。当我们说假话不脸红的时候，我们干其他坏事就很难有愧疚心了，因为人说假话在心理上的挑战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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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比干坏事还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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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比干坏事还大。我举一个例子，某某人犯罪了，但在法庭上面对举证的事实还不敢否认，这人敢干坏事，却不敢说假话。再比如政治课，老师都不相信他教的东西，但是他会告诉你考试技巧，背哪几个要点什么的，如果你在考这门课时作弊，你会有犯罪感吗？你不会有犯罪感了，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假的。再举个新闻报道的例子，假如你是个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这几天一位领导给你打电话，说要上条自己家乡的好新闻，帮当地做做宣传。过几天另一位领导给你打电话，说要撤条坏新闻，因为负面报道的单位托人求情，时间一长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就会想我自己干吗不搞点儿“小九九”？下次再上好新闻、撤坏新闻就没有什么道德约束了。据说赖昌星当年为了送礼，汽车后备厢常年备有30万块，派司机送张送李，后来司机自己拿一箱子钱走了，只给他留了张字条。人的道德的堕落是不知不觉、一步步放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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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人都说假话，没有诚实，人和人之间就不会有信任，整个社会就缺失信任度。如果不真正改变我们的理念，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如果不能让资源从政府释放出来，让市场做决定，我们受到的伤害可不仅仅是含有三聚氰胺的毒牛奶，我们受到的伤害将比三聚氰胺大得多。你看现在法庭上的贪官污吏，没有内疚感，都是一脸无辜。我们可能也都很同情他，觉得他真倒霉，那么多人腐败，怎么就他被抓了。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对道德的判断全部扭曲了，这是我觉得最心痛的。我只能说，从我做起，我们大家都真正从自己开始改变的话，是会有一些效果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我说的这些理念，我相信这个体制是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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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有些误解，认为社会上的坑蒙拐骗、道德败坏现象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哪个地方市场最发达，哪个地方诚信度就最高。市场不仅是看不见的手，还是无形的眼，市场机制是靠声誉和信任来维持的，但我们现在信任和声誉机制可能都不起作用了，就是因为政府太强大了。我没权威性，我就推荐刚才我讲的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他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已经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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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像您这样坚持自己原则的人，反而会走得比别人更好，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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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也不一定走得更好，看你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我自己的标准就是无怨无悔地说真心话。做学问一定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我从1983年开始发表文章，到现在接近30年了，前后逻辑都是一致的，重新整理发表原来的文章，我不做任何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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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希望您给年轻人如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提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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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信念非常重要，但人的信念怎么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为什么信念重要。中世纪欧洲艺术家画在教堂穹顶上的那些画，有些画在穹顶的犄角旮旯，可能永远都没人看到，但是画家画得特别认真，现在打开一看，完全是艺术精品。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只要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干事，就一定会忽悠。为什么那些画家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他们脑子里有一个信念，我这幅画是给上帝看的，人可能看不到，但上帝每时每刻都能看到，我不能糊弄。所以一个人有信念非常重要。当然我不是说你要信宗教，我是说你今天做的事，未必是只给今天的人看的，也是给未来的人看的。你今天写的文章、说的话，3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感觉，你会不会为此感到羞愧，如果未来你会羞愧，那今天就不应该去做。人最大的心魔就是经受不起眼前的诱惑，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你能变得多伟大，就看你能看得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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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您刚才讲的自由的重要性。想请教您，我们年轻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自由？另外，我们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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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想年轻人保持自由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像我刚才讲的你首先对不起的是自己。当然我们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不重要，饭碗还是第一位的，这我也不反对。但我想，如果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自由的重要性、不可剥夺性，那我们的自由就会越来越多。自由是争取来的。另外，走上社会还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让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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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多年不跟学生讲这个故事了，今天在这里再讲一次。功夫是要慢慢磨炼出来的，年轻人特别要防止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一般讲的故事都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父亲送儿子去学功夫，在一个山林里找了个师傅。师傅说学这个功夫得三年，三年之后才算成才，不满三年是不能回家的。然后父亲就回家了，儿子留下。第二天，师傅把年轻人领到湖边告诉他：你每天早晨起来就趴在这湖边吹，吹三年后湖水就会翻腾过来。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吹啊吹啊吹，两年半过去了，他想湖水至少应该咣当几下才行。他见湖水还没动静，就没信心了，一气之下，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了。他父亲见到他就很生气，说：老子辛辛苦苦送你去，你三年不到就半途而废了。然后这个小伙子闭上眼睛叹了一口气，睁开眼睛一看，找不到他父亲了。他明白了，功夫已经练到那份儿上了，只是他自己还没感觉到而已。我的意思是功夫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练成的，所以做事不要急于求成，有些事是一步一步功到自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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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您在2008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生典礼上讲过这么一句话：知识是对人很重要，但是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智慧，智慧能使人幸福。您眼中的幸福是什么，您眼中的智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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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印度哲学家奥修说：知识是别人的经验，智慧是自己的经验。我今天说的也都只是我的经验，能不能变成你的经验，需要在未来的人生历练中才知道。作为经济学家，我当然相信自由是最大的幸福，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性，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他有自由依据自己的意愿做判断。现在在我看来，自由而快乐的人，是幸福的，当然我不会要求每个人都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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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您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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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不善于总结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既然你们问了，我讲个故事吧。1983年，我在西北大学上研究生二年级，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为钱正名》，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全国正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包括陕西省委、省委宣传部和西北大学都批判。我那年不到24岁，也不知道能不能毕业，会不会被学校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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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写了个检查，这个检查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是检查自己的观点错误，而是说不应该在这个时机写这篇文章，算蒙混过关了。年轻时经过这样的事，其他的可能就显得没那么严重了。我是比较固执的，一个搞学问的人如果老在观点上妥协，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搞学问最不能做的就是妥协，这和政客不一样。学术性格也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性格，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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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非常重要，比如茅于轼教授，我们通信很多，他总是不断鼓励我，这和我后来到北京也有关系。我们这个体制很奇怪，批判你的人也言不由衷、无可奈何，因为是上头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你就必须带头发言。所以，政府的权力过大，就会带来各种人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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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来源：优米网《在路上》；访谈人：权静；时间：201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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