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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误解，说市场是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多数人是得不到好处的。我们看一下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市场经济出现以后，真正最大的受惠者是普通的消费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电发明之后，谁得到的好处最大？是普通老百姓。在没有电之前要用蜡烛照明，只有特别有钱的富人、皇家才能够用得起，普通人到了晚上只能睡觉，因为你没有钱买蜡烛照明。有了电之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照明可以说跟任何一个最有钱的人或者最高的国家元首达到相同的程度，你家里的灯要多亮就可以有多亮，所以从市场经济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普通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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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误解是对企业家的误解。企业家就是伺候人，只有能够使消费者变得舒服，变得满意，他才能赚钱。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过去的历史尽是普通人伺候有权有势的人，只有到了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才是聪明人伺候我们普通人。我们都用iPhone手机，乔布斯比我们都聪明，但是他是在伺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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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是对利润的误解，“赚钱”有时候被当作一个负面的概念。特别是这几年流行一个词是“企业社会责任”，好像企业利润和企业社会责任是对立的。利润本身是一种责任，一个人只有替别人承担了责任，最后才能赚钱。如果你不能替别人承担责任，你是没有办法赚钱的。什么叫老板？老板就是对别人负责任，老板就是如果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那就都是你的毛病。只要你找不到员工的毛病，他就没责任，但对老板不是这样。比如你开一个餐馆，无论哪个员工出了问题，餐馆的老板都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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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们对大企业的误解。我们现在有很多法，比如《反垄断法》，其中很多东西是不对的，是建立在错误的认识基础上的。大企业是我们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市场上没有那么多大企业，而是有无穷多个企业卖牛奶，每一个企业都没法制定价格，我们是不会有信任的。只有这些大企业通过连带责任，才能把信任建立起来。比如你去沃尔玛买东西，沃尔玛的东西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个企业生产的。只要出了问题你就找沃尔玛的麻烦，沃尔玛必须管好它的进货渠道，保证每种产品的质量。我们在经济理论中和现实中都有大量的误解，这些问题是要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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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本书有一些观点是原创性的，特别是对有关大企业和信任问题的解释，包括我们怎么把企业当作一种责任。如果企业没有名字，社会不会信任它。还有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社会没有对产权的保护，这个社会一定是坑蒙拐骗。结合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知识产权以及物质产权保护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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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我想解释一下中国这30年的历史。简单地说，3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逻辑的过程。计划经济就是一种强盗逻辑，因为那时候经济不是建立在人们自愿交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可以强迫命令一部分人的基础上。比如一个农民养了一只鸡，鸡下了蛋他自己不可以吃，到市场上也不可以卖，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到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再按照国家的价格卖给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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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个概念，计划经济可以说是“职位经济”，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你得到了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职位。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平等的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这时候无论职位高低，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享受好的待遇。我们现在看到坐在一个车厢里的，可能有当官的，也可能有普通老百姓，如果他有钱的话。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平等经济。这30年的变革，可以理解成特权经济转向产权经济的变化。在这本书里我解释了包括价格改革，特别是双轨制变革的方式是怎么提出来，为什么应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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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逻辑》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针对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后好多人认为这是市场的失败。我的研究证明，金融危机恰恰是政府的失败，是由于政府宏观货币政策和其他一些所谓救市的政策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信息跟这个观点是完全相反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市场的干预在进一步增加，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那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概念，厘清一些问题，对一些我认为错误的观点进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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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我们又出了一个增订版，邓小平20年前发表南方谈话，也是在2月份，那次谈话对我们中国的改革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的改革是停滞的，甚至是倒退的，大家是看不到希望的。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彻底改变了现状。过去几年，中国的改革也是停滞甚至倒退的，在201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需要进一步反思，中国怎么再回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我相信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才能造福中国广大的民众，广大的消费者，最终也才能造福广大的人类。这是我这本书基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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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我是维迎教授很多年的读者。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张维迎教授的一篇文章，是用博弈论的数学公式解释国有企业内部为什么权力斗争那么激烈。我当时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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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那篇文章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你提到我就讲一下它的结论，尽管证明过程比较数学化，但是结论蛮简单。我有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在一个组织里，能力越差的人，权力斗争的积极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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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发现，这个企业产权越模糊，权力斗争越严重。企业本来是经济组织，但国家所有制把它变成一个政治组织。权力斗争是一个政治组织最主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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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你是研究经济学的，为什么现在对文化和历史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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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因为一直学经济学，在牛津受了比较系统的训练之后，也走了主流经济学的路子。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方面的问题引导我走到现在这一步。一方面，我在研究博弈论，其实博弈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也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相互合作、竞争的一个基本描述。这时候你得有游戏规则，好多游戏规则与文化、历史有关，不仅仅是法律。我们每天应该怎样行为？或者我们行为以后能得到什么？这就会遇到很多法律、文化的东西。我很早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法律和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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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实中有那么多的坑蒙拐骗，那么多的不讲诚信，我们在市场上有很多不能使大家信任的东西。我在分析的过程中也发现，社会只有合作才能进步，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人们怎么才能合作？一定有一个长远的考虑，这个长远的考虑不会使得我们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欺骗别人，而是为了建立一个长远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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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建立长远声誉的愿望？因为我们都在进行一次性博弈，而不是进行一个重复的、长期的博弈。我们为什么进行一次性博弈？是因为我们的产权制度，没有人关心这个组织，比如企业的未来。国有企业领导人干几年就换另外一个地方了，这个企业的品牌如何他是不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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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政府干预太多。你今天能做的事情明天就不能做了，这样你不会建立一个好的声誉，而是有机会就捞一把。我们煤炭企业那么多出事的，就是因为政府会随时让它们停止挖煤，所以煤老板没有积极性购买有长期价值的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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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诚信被破坏得这么厉害？我们当年搞土地改革，把私有财产消灭了，把地契、房契都烧掉了。其实我们烧掉的不仅是一张纸，也烧掉了中国人的诚信。我不相信中国人本质上是没有诚信的，中国契约观念的发展还是比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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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可不可以这么讲，你认为市场经济的前提，实际上是你刚才讲的诚信、平等权利等。这其实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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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可以这么讲，但是也不超越。大家知道经济学某种意义上就是研究社会分工，或者说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的行为。比如亚当·斯密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一个哲学、伦理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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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你过去曾经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利用数学公式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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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不敢这样讲，有人比我利用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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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人评论说张维迎嫌别人数学不好，所以你今天在你的著作中用了道德伦理话语，我想知道这是怎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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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主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数学化，越来越抽象化之后，它对我们很多现实的问题恰恰是没有答案的，对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没有解释的。这一次我再回过头看一下，经济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比如经济学有很多假设，它假设这个社会是没有变化的，信息是给定的，我们看到现实中完全不是这样。我2011年有一个讲座，题目叫“反思经济学”，讲的就是一个人要理解社会，尤其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可能要超越我们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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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博弈论的前提似乎是理性，从这点来讲，你过去用了很多博弈论的方法计算中国大量的经济现象。如果你的前提不完全成立，你怎么看自己过去的这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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