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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民间的智慧。北洋军阀时期，在中国境内很多政权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中国的范围内有不同种货币在流通。但是在那时候，老百姓不认字都知道，他们在交换过程中就知道，袁大头最好使，所以不要低估民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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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真正需要政府垄断的事蛮少的，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反过来说，任何事情只要不是政府垄断，就不存在所谓的垄断。我们唯一要反对的垄断，就是政府用法律、政策强加给这个社会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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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来源：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访谈人：张树新；时间：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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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启蒙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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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这些人中可能产生超前的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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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地讲，权势者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可能不等于必然。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做出明智的选择。处于领导地位不一定就有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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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中国社会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悖论阶段，既得利益者掌握着中国的政治资源与物质财富，他们有能力改革中国社会，但改革的阻力恰好又来自这些既得利益者。您在2013年的亚布力论坛上又提出，“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者”。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新思想启蒙，那么，作为既得利益者能否担当起启蒙者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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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成为启蒙者，但我们从历史上看，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这些人中可能产生超前的改革理念。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中间也分派别，有博弈，而且有时他们之间的斗争比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还要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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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百科全书》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是老贵族，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来自贵族阶级，几乎所有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家庭中进行的。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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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您认为目前中国是否需要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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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的启蒙运动从100多年前开始，但到20世纪20年代“主义”就代替了启蒙。“文化大革命”后又有一个启蒙运动，但很快也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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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我认为，这10年特别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这个时期的中国，当然需要新的启蒙，需要思想市场。如果没有新的启蒙，中国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而且，新的启蒙时代也确实到了。我们看到网络上的议论很多，这都是社会迸发出的本能需求，而且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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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新启蒙思想的传播。像中国的印刷术传播到了西方，宗教典籍得以大量印制，教会对《圣经》教义的垄断就受到挑战，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对话，不需要一个代理人夹在中间。这样，技术就改变了教会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新教运动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所处的技术状态与之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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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么按照您的观点，这10年的一种可能是，有某些既得利益者在启蒙理念上对中国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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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严谨地讲，权势者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可能不等于必然。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做出明智的选择。处于领导地位不一定就有领导力。比如历史上，对老百姓民主化的要求，有些非民主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比如，晚清政府就是这样垮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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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这几年各地出现了不少热点事件，有的地方领导在应对中的表现令舆论感到遗憾。您怎样看他们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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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他们更像是一种官僚。官僚与领袖截然不同，领袖就像一个大企业家，他要思考未来的战略，敢于承担责任，而且要冒风险。他的成长路线不是线性的，是曲折的，甚至要起伏多次，比如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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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官僚是什么呢，他要一步步爬台阶，他要保官位保安全。如果政治家出自这样的官僚，就不是好现象。一个人天天忙着升官，怎么可能去反思社会？怎么可能有理念干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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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领导力有时能决定一个事件的走向，但民众的作用也不能忽略。历史不可能是英雄一个人创造的。我看到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也讲到改革需要更多民间力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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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像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对中国的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要真正理解中国变革的话，领袖和民间的互动非常重要。可以说我们好多的变革比如包产到户，都是从基层开始，然后学者呼吁，上层默许，再变成政策，最后写进法律。这是我们变革的基本特点。这也是需要我们今天去思考的，我们中国未来的改革，没有好的、有理想、有改革精神的领导者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完成改革也要靠很多民间的力量，包括学者、媒体等多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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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提到社会变革的“英雄”，您在《博弈与社会》里也阐述了“制度企业家”这个概念。这个“制度企业家”有些类似于推动变革的社会“英雄”，他与前面讨论的社会启蒙者有一定关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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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在书中所讲的“制度企业家”是指创造社会规范的人物，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老子等，当然也有众多没他们有名的人物。没有这样一些人物，我们可能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商界企业家只需要理解人们喜欢什么，而制度企业家则要理解人的本质是什么，要提出新的价值观，改变固有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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