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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跟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儒家主张人人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前提是人与人是平等的。儒家的等级制度其实是一个激励体制，它很巧妙地把激励和协调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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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跟自由不矛盾，跟民主法治也不矛盾。我们现在过分地夸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就是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们热爱安全，我们热爱自由，我们热爱繁荣，我们追求幸福，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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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现在有儒宪派，他们认为古代的儒家就诞生了自由主义萌芽，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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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也是一种观点。那么，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谁呢？是老子。第一个真正的市场自由主义者是谁呢？是司马迁。人类文明有好多共通的东西，无论东方西方，好多都是类似的。再说到儒家，我认为儒家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跟现在讲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儒家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前提是人与人是平等的。儒家的等级制度其实是一个激励体制，就像杂志社的总编、副总编，谁干得好谁往上提，对不对？它很巧妙地把激励和协调结合起来。儒家本身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它没有民主的思想，民主指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民本更多的是一种做事的理念、方针，就是以人为本等，但没有上升到一种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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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的意思是即使有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萌芽，它也无法产生自由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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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从思想到制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当今全世界的民主制度全是由专制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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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自由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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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产生呢？秦汉以前还是相对自由的，你看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知道，汉武帝之前市场活动还是蛮自由的。但是也许中国的专制成熟得太早，西方的君主专制时间很短，都是十五六世纪之后的事情，比如法国1789年革命，被推翻的所谓君主专制制度不过两三百年历史。西方的君主也从来没有像我们皇帝那么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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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过程，需要理念的支撑。现在如果我们大家都相信自由，终会得到自由，但如果我们都不相信自由，就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由首先是一种信念。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跟自由不矛盾，跟民主法治也不矛盾。我们现在过分地夸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就是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们热爱安全，我们热爱自由，我们热爱繁荣，我们追求幸福，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所以资中筠先生讲，无论东方西方，每个国家惩罚人都是剥夺自由，因为任何人都喜欢自由，没有哪个国家惩罚人的办法是给他自由。而且人类本来都来自一个地方，东方西方的祖先都一样。目前在地球上生存的人，无论东方西方，都来自东非，都来自十几万年前东非的智人。现在基因学证明，所有的女人来自一个母亲，所有的男人来自一个父亲。就算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目前也没法推翻它。你看中国人跟外国人也可以结婚生孩子，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如果完全来自不同种的话，这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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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来源：凤凰周刊；访谈人：路琰；时间：201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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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莫干山会议的启蒙作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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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对那个年代的改革起了相当的作用。至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1984年以前已经有非法的价格双轨制了。我们现在应该承认它，让它合法化，把它变成改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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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重要的莫干山会议，您也参加了。能否介绍一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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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9月召开的。当时中国上下对改革投入很多努力，但下一步怎么走，理论准备不足。第一阶段的时候，为什么改革，老一代经济学家很好解释。按照马克思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既然我们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也不能那么先进，就不能搞超前的共产主义制度了。但是真要改的话，怎么从政府严格控制下的计划经济走出来，有好多盲点大家不知道；而且有很多风险，大家也不好判断。在这个背景下，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想提供一次机会，让更多的人交流对改革的思考，然后把他们的智慧聚集起来，看能不能对改革有帮助。这样，就在全国通过征文的形式，从上千篇文章中选出120多篇文章，召集作者去莫干山开会。会议分成几个组，例如企业改革组、宏观经济组、对外开放组、地区发展组等。在讨论当中，形成一些观点意见，对下一步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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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参加了价格改革讨论。在这之前，价格改革已经是很迫切的问题。因为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它们根据价格核算，“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当时看来是不行的。社会需要这种商品，因为价格低你就不生产了，这能行吗？必须调整价格。但是，价格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在计划经济下，价格、工资包含了社会福利因素。你买东西很便宜，但不是随便买，要按户口定量供应，因为里面包含补贴。价格一动，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影响。还有国家税收，它跟价格相配合。有些产品价格高、征税多，改了之后，它的价格掉下来，财政收入也会掉下来；或者说，有些企业过去拿的原材料很便宜，就可以赚钱，国家能征到税，如果原材料价格上去，企业没利了，国家怎么征税？财政很担心。再加上长期计划经济形成一种观念，好像任何价格都不能动，一动就成通货膨胀了。总之各种原因，使得人人都认为价格改革应该改，但是谁都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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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不能按调整价格的方式去做，因为在政府层面，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格；只有通过市场供求竞争形成的价格，才是正确的价格。国家调价，在某个时候你说合适了，但市场情况随时在变，成本在变，消费者的偏好在变，过些时候又不合适了。所以不能按照调价的思路去改，只能通过“放”，把价格交给市场决定。怎么放呢？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来。好比说，把原来计划内的产品固定下来，还是按国家定价买卖，计划外的产品先放开；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把计划内的产品价格分期分批放开，最后达到完全的市场价格。这个过渡方式被称为价格双轨制，对当时和之后的改革政策产生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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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的观点有人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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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当然，因为它跟传统的思考完全不一样。当时理论界有很多观念和意识形态束缚，比如我们必须实行国家定价才叫社会主义；市场定价是自发的资本主义，一定会引起市场混乱。思想不自由，就会纠缠在技术问题上，争论各种价格该怎么调整，调10%还是20%等，最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好多现实问题没法改。所以我提出，第一，计划不可能定出正确的价格；第二，可以通过双轨制过渡到正确的价格。最后很多人认可了这个思路。当时我只是一个大学研究生，还没有去政府机关工作，说明大家还是愿意接受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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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时候您多大？上学时的观念就这么有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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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那时候不到25岁，参会的论文题目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意思是价格改革已经变成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价格改革搞起来，能为其他改革创造有利的环境，它们就容易做了。我敢这样提出改革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脑子里没有太多限制。这说明一个问题，思想解放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和心灵自由，思考问题有太多条条框框，很难有理论创新。当然，改革思路要变成具体政策，中间一定有修正，要考虑好多现实因素。这就是政治家和参谋人员要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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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实际的价格改革政策，究竟是怎么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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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个也看运气。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接受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提法。莫干山会议上的这些东西能起作用，跟这个提法可能有关系。当时中央领导积极地了解经济学家在说什么，看看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就在讨论的时候怎么去说服别人。我的思路被吸纳到一个报告里面，中央领导人看了以后，觉得很开脑筋，就研究怎么去做。第一步是1985年1月的时候，由物资部发文件，通知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产品，计划外的价格不再封顶，可以自由交易。从那以后，价格就开始慢慢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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