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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原来在理论上也证明,如果真的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企业要生存下来很难,即使它占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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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凡是能赚钱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靠政府的排他性垄断。三个电信公司,其他人不能做,它可以做,甚至包括银行,都是靠政府的排他性措施或者政府施加的那些垄断来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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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这些公司、这些行业所赚的钱,在经济学上讲,不能叫经济利润,而只能叫会计利润。会计利润不同于经济利润,会计利润是账面上的利润,好多成本是隐性的,不记在账上,所以经济上亏损的企业也可能在会计上是赚钱的。如果把这些隐性成本都算进去(这些隐性成本经济学家叫机会成本),这些企业就不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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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好比电信公司,我们要真正地算它赚不赚钱,就要计算经营牌照的价格。假如我们只能发三个牌照,这个牌照如果拍卖,谁预期自己能够做好这件事,谁就可以付高价得到它。好比中国移动有人愿意出一年100亿元或500亿元竞标这个经营牌照,这就是一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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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呢,我们是在限制这个资源。我们并不竞标,没有竞争,电信公司并不为牌照支付价格。所以表面上是在赚钱,实际上它赚的钱是什么?经济学上叫租金,或者叫准租金,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利润。真正的经济利润是靠企业家来创造的。企业家是怎么创造的呢?就是发现市场不均衡,通过创新才能赚到这样的经济利润。这也可能是好多事情被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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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可不可以这么说,要增强私营经济或者说民营经济的活力,其实就是要逐渐地减少国有经济的活力,而不是再去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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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大部分行业应该是这样,如果你要保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民企是没法成长起来的。而且它实际上会污染民营企业的行为,因为本来民营企业就是靠竞争生存下去,就是说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比别人做得好,才能生存下去。但是如果有了国有企业,有了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好多民营企业也是通过跟国有企业搞所谓的联合来生存发展,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瓜分国有资产,然后跟政府搞一种特殊的关系,得到特殊的许可,结果是,企业家精神全给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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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人文会客厅》;访谈人:胡释之;时间:201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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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国企的无形资源垄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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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只有在充分的市场竞争当中,才会有很多财富被消费者获得和分享,通常称为消费者剩余。可是,这种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消费者剩余,在行政垄断或寡头的条件下,就往往变为了国企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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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在201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等近10家中国的央企荣登前100强,中石化更是跻身前五。对此,您认为中国大量国有企业上榜,究竟是依赖体制和资源的“红利”,还是凭借市场实力和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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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由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也会出现一些大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做大,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在资源同样多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占有更大的市场。同时,这些大企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机制,它们的成功是其创造财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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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国就须另当别论。这些央企作为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荣登世界500强榜单,主要依靠的恐怕还不是其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更多的是来自对资源的垄断,来自我国的法律和政策给予它们的特权。据我观察,这些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它们所占有的资源之间是极不成比例的,其在社会上占有资源、享有特权的份额远远大于它们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值。以工业部门为例,国有工业企业在整个工业企业中占据的资产高于它们创造的增加值约12个百分点。这些还只是有形的资源垄断,无形的资源垄断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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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所说的“无形的资源垄断”,可能有人对它究竟指什么会有疑问。能否举一些现实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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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比如电信产业,基本没有向市场放开,因为几个牌照还是由政府垄断,发给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三家运营商。而这种寡头垄断的格局,同时会出现一个后果,那就是:在这些垄断企业名下所谓的一部分价值或利润,其实很多是从其他一些部门转移过来的,最终还需要老百姓为之额外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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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有足够多的自由竞争,技术进步的诸多好处将由消费者共同分享,比如电子行业,比如计算机或者手机。20年前,这么一个砖头大的手机,动辄要3万、5万块钱;现在这么小的一部手机,功能不知道比当年要强大多少倍,但它的价格却可能只占到当年的几十分之一。可以说,一个社会只有在充分的市场竞争当中,才会有很多财富被消费者获得和分享,通常称为消费者剩余[28]。可是,这种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消费者剩余,在垄断或寡头的条件下,就往往变为了垄断国企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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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面对社会舆论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甚至讨伐,也有国企高管站出来为国有企业打抱不平,认为国有企业理所应当拥有更大的市场。比如,在中粮倡导的“全产业链模式”遭质疑时,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说过一席话,大意如此:“中国谁在研究国企改革?北大、清华都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他们研究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改革。发达国家都有成熟的企业架构和企业管理模式,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规章十分完善。而我们中国的国企这一切都不具备。因此,我们的改革与管理更多的是探索。至少,中粮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在一个小环境中还是可控的和富有成效的。”令人好奇的是,在类似这样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身上,究竟有没有企业家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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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其实企业家的概念,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需要企业家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去判断未来。好比消费者要预期怎么样的东西更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幸福,这时候我们社会需要这样一批人:他们的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相当强的创新能力,并在创新的过程中冒着相当大的风险。这些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含义。在社会分工中,企业家充当的角色就是要推动财富的创造,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新技术、更多的新产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并增进社会福利。这贯穿在人类整个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中,而不是只体现在某一个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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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有效配置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最大的作用,这背后就涉及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不可否认,在国有企业中也有一些颇具企业家素质的优秀领导人。作为个人,不管是宁高宁还是谁,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有企业领导肯定会把企业治理得更好,而国有企业本身效率的提高,理应也要带来整个社会效率更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能成为捍卫国有企业的理由。只要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就会出现那些与之类似甚至比之更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可能没有在市场上与之自由竞争的机会。只要国家授予国有企业一定的特权,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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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从这个意义上,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对整个市场的公平公正来说,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企业家素质或企业家才干越强,所造成的市场扭曲反而会越大?因为他们可能更会运用特权或资源优势来追求本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运用自身实力来追求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会影响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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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讲:假设国有企业一定要存在,必然需要找有才能的人来管,由有才能的人来管倒不是坏事,才能越强的人对这家国有企业内部的贡献通常也越大。至少有才能的人比没有才能的人管起来要好。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些在国有企业名下产生的效益,却有可能带来整个社会效益更大的损失。这是因为,在国有垄断条件下,那些原本在市场竞争模型中可能产生的消费者剩余会被人为挤出,间接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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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公平竞争按说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但还是有人从理论上把国有企业当成我们国家制度的基石,甚至有人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出发,以不容置喙的口气高呼“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从一个独立学者的角度来讲,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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