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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奕晓认为，挂靠已经成为中国建筑行业中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质量事故、安全事故，这是中国目前建筑行业最糟糕的一点，非常可怕，是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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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愿加入PACI，并且保证公司绝对不以回扣和行贿获取工程，但张奕晓也承认，他们不能做到完美，在一些政府管制的基层，他们确实难以应付，有时没办法，也会请客送礼，但不送现金。“我是反对这样做的，但他们真的会让你停工，我们要生存，不能让我们的客户受到伤害。”他表示，政府管得太多了，各级政府叠床架屋的规章条例“简直让你觉得可怕。如果你诚信，会把你累到崩溃为止。国家的管制规范过多，你做不到的话，自然就会给权力寻租找到一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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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原则还是影响了张奕晓的生意，2011年可能错过的生意有70多亿元，有两个是国内企业的项目，一个60亿元，一个10亿元。“他们通过中间人找到我，知道我做得好，又是民营企业，比较好处理，就来谈这样的事情。我说对不起，我们不做这样的生意。”现在浩和公司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一些跨国公司里也有人想吃回扣了，张奕晓透露，他们2011年遇到两家很大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外包经理直接‘要点数’，我说对不起，结果这些项目就投不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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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奕晓称越来越多的同行和客户知道他在做“阳光工程”，客户包括一批国内知名的地产公司、制造业公司以及一批跨国公司。在我看来，张奕晓承诺不行贿，将会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带来一个很“现实”的好处，基于相同价值观，获得一批“志同道合”的潜在客户。在PACI的跨国公司名单上，我的确发现了浩和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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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PACI的调查研究，反腐败有其商业逻辑。估计全球每年行贿的金额在1万亿美元左右，这使做生意的成本上升了10%。作为法人的公司以及CEO本人，都将会为属下员工的腐败行为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坚持不行贿的公司，在投标公共项目时，良好的公司背景会令人放心。诚信可以避免法律风险，避免政府反腐败的罚金与惩处，并且吸引和留住那些有原则、上进的员工以及在意商业伦理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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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腐败成为一种集体行为，就会扭曲市场、阻碍增长、破坏法治，大家都是输家。张奕晓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建筑、食品、药品、质量等问题为何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出了问题就可以摆平，最终就是大家活着都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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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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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痛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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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痛苦，痛有多深，恐怕眼下的中国中小企业主们最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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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亚太版曾经每年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在榜单所列的50个国家和地区中曾经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的最高法定税率进行加总，得出税负痛苦指数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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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榜单曾经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在官方与民间引发争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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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3月26日举办的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论坛上，中国光大银行和国家会计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小企业税收发展报告：税收与企业成长性》。按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占税前利润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新三板中，2012年企业综合税负达到了138.89%，表明企业所缴的各项税费（按现金流计算实际发生）远高于企业的税前利润，而且新三板的企业综合税负远高于企业规模较大的创业板（71.70%）和主板（1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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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业板来看，2010—2012年，公司综合税负急剧上升20%，表明中小企业负担逐渐加重。请注意，企业税收负担最重的，以及近年来税收负担上升最快的，是中国中小企业中的创新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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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研究成果再一次证实了中国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是累退的，即企业规模越小，单位销售额的税收遵从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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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为了依法纳税所花费的时间及货币成本，货币成本包括支付给报税人员的工资、第三方中介税务代理的费用以及购买报税设备所支付的金额等。它是纳税人在真金白银纳税之后额外付出的成本，对企业及社会资源完全是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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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税负无论在个人还是企业，都是累退的，越是低收入人群，越是中小企业，所承受的税负越重。考虑到整个社会中低收入人群以及中小企业占多数，目前的税制不仅没有起到公平化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不公平，从而放大了税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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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最诟病的并不是税率，而是中国税制的不透明、不一致，这些都构成了企业税负沉重的一部分。一位国际投行直投部的投资人告诉我：对税法的解读很多地方不明确，各地掌握政策不一样，合规成本非常高；在这样的税制下，你守法越认真，问题越复杂，就越没有答案，规范成本和寻租空间越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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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投资人告诉我，香港对工商业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是简单、透明的低税率：企业只交所得税，不交流转税；中小企业税率低，大企业税率高，是累进的。他在内地投资企业多年，也习惯了许多未上市企业都有几本账：税局一本，融资时给银行或投资人一本，自己留一本。照章纳税，许多企业无法生存，为了活下去，企业不得不想方设法“不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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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转做投资的原国有企业总经理告诉我，受欺负的都是中小企业，而且越穷的地方，对中小企业实际征税越高。中国又缺少对中小企业税收的第三方服务，结果是遵从成本太高，人们就不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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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海归创业者说：“中国税负最重，所以偷税漏税最严重。”其实，政府明明知道定那么高的税率，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征到，还会引发广泛的偷税漏税行为，为什么不考虑为中小企业减税和建立透明的税制，把工作重点放到严格执行方面呢？尽管政府正在推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以减少企业的流转税率，但在实施中一些企业感到税负不降反增。该报告的起草者，国家会计学院的李旭红教授告诉我说：简化税制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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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供应学派告诉我们，减税能刺激企业增长，扩大税源，最终能征到更多的税。其实不用讲这些大道理，把税率降下来、税制透明化，大家就会依法纳税。不仅该收的都收了上来，而且征管成本降低，这样算一算，政府反而能净收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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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税负沉重，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但近年来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如企业用工成本急速上升、出口环境恶化，等等，企业税负攀升更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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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中国兴起了创业浪潮，如果能通过税制改善和降低税率、减轻中小企业税负痛苦，那么在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下滑的背景下，将会保护和释放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和创新活力，经济转型代价会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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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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