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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程跟随了这个决策团队在深圳、惠州、北京、长沙的整个考察过程，陪同他们一起参观了从电池、薄膜、储能、汽车造型到电动巴士的生产和研发。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亲自讲解，也使得我深入了解了比亚迪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得以近距离观察巴菲特和他的团队是如何了解一个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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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给我的最深印象，并不是他不断被人请教，又不断地讲如何进行价值投资，而是他能在任何场合下让周围的人感到愉快。无论是在电梯间、车间，还是在酒店里面对上千名经销商、在礼堂里面对3 000名员工，巴菲特最大的本事，就是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愉快。他会讲一些轶事，会进行机敏的评论，会弹奏夏威夷四弦琴，或者与芒格调侃几句，这些总能让周围充满愉快和轻松的气氛。他会热情地拥抱深圳驾驶电动出租车的司机，给比亚迪的女员工签名、合影，甚至摆出他著名的赠送钱包的动作。他享受眼下的每一刻，而且非常善于让周围的人一起享受同处的时光。他不懂那些技术，但他懂人，包括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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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能与长他6岁、性格掘强的芒格有长达51年的成功合作；与比尔·盖茨有长达19年的“忘年交”，并邀请他进入自己的董事会，把一生所获财富的绝大部分交给了盖茨基金会。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无论是与芒格还是与盖茨初次相见，都立刻有遇见知音之感，陷入难以自拔的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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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芒格如何说服巴菲特投资比亚迪，巴菲特在中国之行的不同场合，至少即兴演绎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但以下这个版本我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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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第一次向我推荐王传福时，说遇到了另一个亨利·福特，我说回去研究研究；第二次向我推荐时，说我将错过另一个爱迪生，我只是感到有点儿意思；第三次他对我说，如果还不买的话，将错过另一个比尔·盖茨，于是我就说，那咱们就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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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即兴发挥了其中关于盖茨的情节，但更重要的是，他让在场的芒格、盖茨、王传福，以及比亚迪的3 000名员工，都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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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对智商很不在乎，他经常说，如果你的智商达到150，可以卖掉其中的30，剩下的足以做好投资赚钱。他认为自己投资成功，除了运气，最重要的一点是情绪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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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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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书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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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悖论：模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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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同事尹生写的《逆流而上：中兴通讯在行业冬天中的崛起》，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一连串问题：从后发者崛起与赶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未来能否像日本的汽车业那样成功？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主要由国家主导并进行大规模投资，为什么还能在这个领域产生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历史，能基业常青吗？在全球电信、移动通信、互联网以及终端日益融合的大变局下，中兴通讯能否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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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而上》这本书启发了我对创新的一般规律的思考。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成长经历，大致是沿着贸易、代工、模仿及授权生产、开发、创新这样一个顺序拾级而上，而中国制造业中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也大致沿着这样一个轨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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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代工向创新升级的过程中，模仿和授权生产环节起到了桥梁作用。中国制造业目前虽处于升级的过程中，但主要还是处于模仿及授权生产阶段。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创新”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从政府官员到企业家，都喜欢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喜欢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因为中国目前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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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创新本身并不是目的，创新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而选择创新的方向，以及如何将创新与其他产业结合，决定了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及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比如，美国的“金融创新”曾一度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创新终结于一场金融危机，它已经损害了美国经济整体的竞争力。而创新本身又是高风险的，有时候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比如20世纪90年代是高科技创新的黄金时期，但是经历了一场互联网泡沫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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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在崛起阶段也并不是主要依靠创新，而是依靠在竞争中摸索出来的有效商业模式。我们看到，中国一些成功的企业，大都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代理外国产品、自己代工、仿制或者改制、成为某些标准的授权生产商、将一些现有技术进行集成，直至创新。每上升一个台阶，都或多或少地需要研发，需要累积式的创新，而所有这些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创新与研发也不能画等号。将别人已经有的技术、标准拿过来，生产适合市场与客户需求的产品，不需要创新，但往往要经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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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工到创新，直至掌握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标准），是一个沿着价值链攀升的过程，那些向上攀升的公司，动力来自商业竞争的加剧：过多的代理商令贸易的利润趋零，于是向代工进军；过多的代工者令利润趋零，于是向仿制进军；过多的模仿者令利润趋零，于是向创新和品牌进军。每向上攀一级，研发的成本就会成倍放大，商业风险也相应放大，而一旦成功，将会获得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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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知识产权所获得垄断地位的期限，决定了创新的回报。如果在专利期内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高投入的研发所支撑的创新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的。但是，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创新的风险端在不断放大，而收益端在不断缩小。这是因为模仿的壁垒降低了，仿制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而更重要的是，模仿者在掌握了模仿的技术和产品之后，也能迅速从模仿进入创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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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中国的模仿大本营和最重要的发源地，但也是中国最早与最成功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的地方。这里虽然没有名牌大学和国家研究所，但创新被当成一种用于竞争的商业模式，于是从制造到创造，再到品牌、设计，深圳所取得的商业成就都领先全国其他城市，而且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深圳集模仿和创新于一身，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难道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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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一位企业家说过，创新都是被迫的。是的，中国有太多的同质化竞争，以至于很快就生产过剩，很快就将价格压到无利可图，于是那些条件比较好的企业，唯有通过创新来产生壁垒，形成垄断，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而中兴通讯和它的老对手华为在深圳的崛起，都以研发为驱动力，顺应了产业从模仿到创新这样一个规律，并且是模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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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读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石家安博士（Oded Shenkar）的著作《模仿的力量：聪明企业如何模仿以赢得战略优势》，他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者，而中国是模仿者，相比之下中国更具竞争力。相反，美国的模仿能力却在退化。“要想成功，你必须模仿与创新二者兼备。”石家安创造了“创新模仿者”（imovators）这个词：那些最成功的公司，既不是绝对的模仿者，也不是纯粹的创新者，而往往是集创新与模仿于一体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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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生的这本书，还为我们揭示了中兴通讯与中国电信设备业成功的宏观经济和产业背景，尤其是两次金融危机如何让中兴能够迅速在国内市场做大做强，并且进军国际市场的。中兴通讯从中国友好国家开始，进入广袤的新兴市场，进而成为欧美电信设备业巨头“门口的野蛮人”，它的成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创新只有与中国制造原有的优势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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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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