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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问，这样的话，内容的供给不也是无限放大了吗？如果供过于求，是不是内容贬值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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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区分内容与信息。内容的定义是什么？互联网时代内容的定义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理解的内容，是在一定的场景下为终端用户提供价值的信息与体验：内容＝信息＋体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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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信息过载不等于内容的过剩或贬值。用户永远需要内容，因为用户永远处于某种场景下，永远需要体验与信息，而移动互联网会不断创造新的场景，并且场景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新颖、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长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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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消息是，媒体的变革就是技术的变革，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做大了媒体市场，丰富了内容的需求，让更多的用户可以接受媒体服务。想想看，印刷术让媒体服务从以教会为中心的精英阶层，逐步护展到城市新兴的商人阶层，通信技术让媒体成为大众媒体，而互联网技术让媒体真正进入农村、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实现有史以来媒体的真正全覆盖。互联网对媒体的需求、对媒体人的需求、对优质原创内容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受到影响的是那些传统的媒体机构，是那些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体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媒体的核心竞争能力还是创造内容，应该更加专注于优质内容的创造，更大胆地抓住移动与社交带来的机会，在移动和社交的主要平台上建立起生态系统，重塑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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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价值和媒体人的价值都没有减少，而是在放大和转移。我们正处于旧的媒体机构和秩序被颠覆，而新的媒体机构和秩序尚未建立的转折时期，处于失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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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当人人都是媒体人，每个机构都是媒体时，媒体人还有价值吗？媒体机构还有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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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担心。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是在追求内容，新闻、体育比赛、电影、视频、美术、音乐、戏剧、游戏，等等。人们总是希望得到更好的体验，只要我们相信在互联网时代仍然有社会分工，就要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机构和组织的力量。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兴的媒体机构、内容创造与创新机制和生态都在形成之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新闻媒体探求真相、主张价值，并非个人和非媒体机构可以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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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媒体人和他们所处机构的商业价值需要再造，而这一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尽管这一切看起来还有些遥远，尽管网络巨头仍然像黑洞般吸取一切信息和流量，但我相信会有一批重生的媒体，找到穿越的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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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在一家国际媒体年会上的演讲，略作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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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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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170446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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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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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170446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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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块石头摸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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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好日子一去不返，这已经成为共识。大方向就是从高速增长、外需、投资、制造主导的经济，趋向增速下降、内需、消费、创新主导的经济。谈到这样一个转型，被忽略的是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不建立与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相适应的治理结构，经济转型将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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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谈到“新四化”还是新“三大红利”，都离不开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仅具有人口统计上的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乃至崛起。中产阶层的崛起，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变革，产生一系列政治诉求。他们一般都拥有产权，因而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同时又是纳税人主力，所缴纳的物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将日益成为各级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将要求政府更加透明，并要求更多的问责、更多地参与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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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几年城市中产阶层发起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yard），他们对经济活动中环境和生态的后果越来越关注，更多地要求政府在进行有关的投资、规划及环境测评的过程中，能制度性地保证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另外，微博也成了城市居民及中产阶层发出公平正义声音的一个重要平台，但这仅仅是非常初级的阶段，需要线上线下打通，从围观转发到理性参与，从平台打造到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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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是城市化的主力，这个阶层是开放和流动的，它需要包容农民工，同时不断产生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不形成中产阶层，城市化将失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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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目标是初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如果说一个饥饿的社会破坏产权保护，温饱的社会不需要产权保护，那么对于一个走向富裕的社会，产权保护就是它的基石。创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产权的保护，因为创新的主体是个人及企业，创新的结果是创造财富。如果无法对产权进行保护，创新的活力将受到抑制。无法保护产权，遑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产权的根本是建立法治，大量的研究表明，产权保护在近代使欧洲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创造财富的进程。而由于缺乏保护，一些在20世纪初富裕的国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陷入困境，被许多国家超越，比如阿根廷。选择保护财产权，就是选择一个富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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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治理，公司治理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过去30年依靠低技能劳动力加工，以及投资驱动的经济所对应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就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补贴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将无法适应未来10年向创造和高价值链攀升的经济。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与工业生产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中国正在失去人口红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更多地依靠高技能的劳动力、更细的社会分工，甚至与技术变革和中产阶层需求相适应的更加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正在降临的变化，将挑战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组织方式：大规模、集中式、人海式、重复性的泰勒式的大工业机器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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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从过度投资转向依靠消费，而一个能够提供高品质消费品及服务的经济，其背后必然是高品质的政府和社会治理。中国市场上尽管产能过剩和商品积压严重，但城市化中新生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所需要的安全、高品质、品牌化的消费品及服务仍然缺乏。而提供高端消费品和建立品牌，有赖于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的提升。而当下甚至连一些必需品的供应也令人担心，例如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是治理能力的低下。从外需转向内需，教育和医疗是关键，它们既是公共品，体现出政府服务的水准，同时也是两个庞大的产业，体现出政府监管的水平。但这两个行业目前是令整个社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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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府、公司、社会治理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从中等收入经济体顺利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韩国是一个公认的成功案例，并且正在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新楷模。全世界人均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中，除了严重依赖资源的，绝大多数都建立了稳定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之一是公民普遍参与政治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基本公平的社会，扫除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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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30年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未来的10年或者30年要摸的下一块石头，应该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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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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