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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有6亿人口，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进一步发展会产生更多的中产阶层人口，必然要进一步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仅是盖高楼，更是提供城市标准的生活方式、消费水平、公共服务，以及支撑这些的产业基础。城市中产人口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可以通过电商更有效率、更早到达农村，提升农村的消费水平、改善生活品质。当农村人像城市人那样生活和消费时，城市化就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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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为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带来了新的路径。当农民用上互联网，他们将变成新型的农民，消弭农村与城市的界限。电商造就新型农民，给他们带去知识、带去科技，为农民打开了新的眼界，帮助他们发现、实现自己的价值。电商与农业结合，就是互联网＋农业，让农村的发展更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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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经济与以往的农村发展思路有所不同。曾几何时，“无工不富”几乎就是农村发展的唯一道路，一些地方发展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但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每个村庄都去办厂。从目前来看，电商给农业和农村服务业带来了生机。电商从表面上看是让农民把农产品和土特产卖到城市，但从本质上是让农业有科技感，实现农业的创新，让农业也流行起物联网、智能硬件、生物科技等。除了普及农民上网，还需要营销、物流、食品的市场准入与监管，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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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卖货，农村最大的资产还是它与城市不同，有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文化遗产，电商可以把更多城市人吸引到农村度假与消费。我考察过宜兴南部山区的变化，以往这里遍布小而散的乡镇企业，污染了环境，破坏了山水与风土。经过整治之后，山清水秀，农民从乌烟瘴气的小化工厂回到林地田间，将屋舍设计得充满格调，还搞起了乡村音乐节，通过互联网推广，这里成了一处健康生活的休闲胜地。当地工艺品和土特产也很受市场欢迎，经济因此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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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移动互联网，农村与城市在许多方面可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许多人不会用个人电脑，但很快就会用手机。非洲的一些农民兄弟从来不知道银行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不用人教就会用手机支付。中国的农村也有可能通过移动互联网让电商经济发展起来。我有一位朋友，从北京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中急流勇退，卖掉经营得不错的公司，回到江苏老家养小龙虾和种田去了。我相信这样的人去做农民，会重新定义农民。我还有个朋友，从海外名校留学归国，选择当村官，目前正在打造一个平台，帮助千千万万的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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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年的老友莫问剑，在农村电商领域为自己开辟了崭新的事业。多年前他在新华社做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后来下海经商，几经折腾，数次起伏，还在创业节目《赢在中国》中成为“网红”。如今他站在了农村电商的风口与创新大潮的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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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营农村电商，县政府可大有作为。政府可以完善基础设施，让农村通路，让农民都用上手机，都能上网。政府可以帮助建立起物流体系，让村村镇镇成为流通节点。政府可以培训农民网络入门、经商技能、金融知识。政府可以帮助农村推广自己的特色，连接起外部精彩的世界。农村电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起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链条，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也要负起责任。电商仅仅是开始，会带入更多的科技、创新、创业的元素，让田园风光与现代生活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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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剑、金苗妙的大作《上山下乡又一年：县域电商就该这么干》带着我游历了中国广袤的农村，令我叹服他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开始改变中国许多地方，让我更加领略到了电商与科技的闪电正在击入中国大地。我瞬间觉得，农业、农村、农民都可以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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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系《上山下乡又一年：县域电商就该这么干》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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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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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提升劳动生产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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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全世界的决策者都在为经济发愁。中国“新常态”，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全球“新平庸”，经济增长处于低水平，主要经济体基本依靠负利率和零利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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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都遇到了麻烦。经济学家蔡昉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95—2009年每年增长3.9%，下降到了2011—2015年每年3.1%，预计“十三五”期间，全要素的生产率会下降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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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95—2004年高速增长，达到3%，正是互联网迅速普及、IT技术与经济全面结合的时期。2004—2014年降至2%。过去5年平均每年仅增长1%，而最近更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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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决定着就业者的收入水平，也决定着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来说就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的步伐会放慢；而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中产阶层收缩，老百姓家庭收入没有增长，甚至收入差距扩大，会引发民粹主义上升。这也是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能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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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这些年来，中国和美国互联网和科技进步不是很明显吗？人们不是在说第三次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吗？为什么这一轮技术创新目前还没有像以往那样提升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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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经济增长放慢，美国与中国涌现了一大批高估值科技公司，人均创造的收入和利润远远高于传统产业。互联网方便沟通，显著提升了人们的协作水平，降低了交易成本，为什么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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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较好回答。没错，中国的新经济部分看起来发展很快，但是，新经济的培育和成长并没有带来“创造性破坏”。中国积累了庞大规模的亏损、低效、依赖国家补贴的“僵尸企业”，长期无法退出市场。此外，劳动人口结构老化影响经济效率，对劳动生产率贡献最大的农民工已经不再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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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硅谷背景的经济学家到中国统计机构，都开始质疑统计方法有问题：不是经济不行，而是统计不行。目前的统计，没有把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因素考虑在内。比如，租车软件显著提高了效率，搜索帮助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比以往快许多，地图和导航服务让交通更便捷，电商既减少了购物时间，又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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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根本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认为，如果说劳动生产率有问题，那一定是统计有问题，或者劳动生产率定义有问题。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则断定“硅谷劳动生产率正在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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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开始有些怀疑使用了多年的统计方法。调整统计方法，新经济的数据对冲仍在探底的旧经济数据，整体的GDP可能会好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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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人口，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经济体。统计互联网经济，测算互联网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国与美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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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大多创造了多边市场机制，建立了平台型经济，使得免费服务流行、共享经济崛起，但互联网带来的更高效协作与共享无法从市场上体现出来。从摩尔定律50年前被提出到现在，计算效率提升了数千万倍，用户在购买了硬件之后，几乎可以免费获取各种软件服务。IT基础设施建成和硬件产品普及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软件应用多数是免费的，尤其是云计算普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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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似乎也分成了新经济和旧经济两个派别。美国劳工部以及东海岸的经济学家们坚持他们的统计方法，如芝加哥大学研究劳动生产率的查德·西弗森（Chad Syverson）和通用电器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可·安努齐亚塔（Marco Annunziata）。问题就在于互联网经济大量发生在非市场的领域，发生在个人之间，无法进行统计。对市场领域的统计方法没错，只是非市场领域目前无法统计，即使如此，这轮互联网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与这些年来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损失相比，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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