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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决定着就业者的收入水平，也决定着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来说就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的步伐会放慢；而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中产阶层收缩，老百姓家庭收入没有增长，甚至收入差距扩大，会引发民粹主义上升。这也是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能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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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这些年来，中国和美国互联网和科技进步不是很明显吗？人们不是在说第三次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吗？为什么这一轮技术创新目前还没有像以往那样提升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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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经济增长放慢，美国与中国涌现了一大批高估值科技公司，人均创造的收入和利润远远高于传统产业。互联网方便沟通，显著提升了人们的协作水平，降低了交易成本，为什么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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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较好回答。没错，中国的新经济部分看起来发展很快，但是，新经济的培育和成长并没有带来“创造性破坏”。中国积累了庞大规模的亏损、低效、依赖国家补贴的“僵尸企业”，长期无法退出市场。此外，劳动人口结构老化影响经济效率，对劳动生产率贡献最大的农民工已经不再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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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硅谷背景的经济学家到中国统计机构，都开始质疑统计方法有问题：不是经济不行，而是统计不行。目前的统计，没有把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因素考虑在内。比如，租车软件显著提高了效率，搜索帮助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比以往快许多，地图和导航服务让交通更便捷，电商既减少了购物时间，又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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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根本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认为，如果说劳动生产率有问题，那一定是统计有问题，或者劳动生产率定义有问题。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则断定“硅谷劳动生产率正在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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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开始有些怀疑使用了多年的统计方法。调整统计方法，新经济的数据对冲仍在探底的旧经济数据，整体的GDP可能会好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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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人口，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经济体。统计互联网经济，测算互联网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国与美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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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大多创造了多边市场机制，建立了平台型经济，使得免费服务流行、共享经济崛起，但互联网带来的更高效协作与共享无法从市场上体现出来。从摩尔定律50年前被提出到现在，计算效率提升了数千万倍，用户在购买了硬件之后，几乎可以免费获取各种软件服务。IT基础设施建成和硬件产品普及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软件应用多数是免费的，尤其是云计算普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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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似乎也分成了新经济和旧经济两个派别。美国劳工部以及东海岸的经济学家们坚持他们的统计方法，如芝加哥大学研究劳动生产率的查德·西弗森（Chad Syverson）和通用电器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可·安努齐亚塔（Marco Annunziata）。问题就在于互联网经济大量发生在非市场的领域，发生在个人之间，无法进行统计。对市场领域的统计方法没错，只是非市场领域目前无法统计，即使如此，这轮互联网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与这些年来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损失相比，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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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前的统计方法还可以解释的是，互联网和技术进步渗透到各行各业和整体经济需要一定的时间。当新技术产生颠覆性作用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例如，当年洗衣机发明时，家庭洗衣的时间明显缩短，但这一效率提升并没有被统计。只是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把家庭妇女从家务活中解放了出来，使她们走入就业市场，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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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何评价当前互联网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的推动？硅谷的颠覆者们会说，几十个年轻人创办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可能就是一个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还有比这更高的生产率吗？对于那些面对传统低效经济的崩溃，而急于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政府来说，它们迫切需要新经济来填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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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上历次工业与技术革命告诉我们，技术渗透到实体经济中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它们在不同行业中的渗透速度和程度都是不均匀的。这一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才刚刚开始还是已经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用这些技术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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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朋友圈里发问：“难道机器人刷屏，也会创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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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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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更需要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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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都在谈一个非常热门的词：“供给侧”。想想在几年前，在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应对措施实际上是需求侧的刺激。在谈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时候，哪一侧更加需要企业家精神呢？我感觉供给侧可能更需要，因为需求侧就是政府大规模刺激，企业家起的作用实际上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在供给侧的改革中，企业家可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供给侧的改革本身就需要很多的结构变革和制度上的变革，让企业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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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包括各种各样的要素，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是谁让这些要素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创造需求呢？答案应该是企业家。所以，在中国实现依靠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经济，转向依靠无限计算力与无限创意力驱动的经济，企业家精神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由此看来，供给侧的改革，尤其在结构的调整和制度的变革中，能否让企业家更好地发挥创造精神，我觉得是衡量这场变革是否成功的试金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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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场技术的变革，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新。有一本书叫《创新民主化》，写的是由于互联网技术，创业创新的门槛变低了。同样，企业家精神在过去是少数人冒险和追求财富的游戏，而在技术变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变成了一种大众的追求。所以国家适时地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中国经济转型寻找一种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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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在一些企业家身上的热点事件也开始让人思考，如何评价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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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配合司法机关调查这件事情，之所以拨动很多人的心弦，就是大家从这件事上想到了企业家的方方面面。如何评价企业家的作用，如何评价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企业家个人权利和财产的保护，等等，这些话题公众议论得非常广泛。再比如2016年宝能集团举牌万科，王石公开拒绝这一资本势力控制万科，这些都让人不由得去思考资本、经理人、企业家、股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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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乌镇参加全球互联网大会，听了很多论坛，其中有一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创业者，比如马化腾、李彦宏和雷军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但更引起我注意的是诺基亚新任董事长谈到的诺基亚最近3年的剧变，它换掉了99%的员工，我觉得这种脱胎换骨令人震撼。作为一个科技企业，它在100多年的历史中经过了数次重大的脱胎换骨，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还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技术与产品大周期的冲击，而中国的企业家可能还没有面临真正的考验，也许真正的考验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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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在中国企业家（上海）峰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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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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