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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对手柯达的失败，古森的看法更加入木三分。柯达1975年发明了数码相机，但因为害怕影响胶片业务，而将其束之高阁，还不想让外界知道。一般人认为，柯达的失败是没有抓住影像数码化的机会。但古森先生认为，即使抓住了数码相机的机会又能如何？其实柯达在数码相机领域有很多创新，而且并没有失去机会，2005年柯达的数码相机市场占有率居美国第一，销售增长40%，达到5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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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技术迅速普及，生产数码相机的公司竞争激烈，竞相杀价，柯达此后迅速被日本的数码相机公司击败。其实无论是柯达还是富士胶片，即使抓住了数码化的机会，也无法仅仅依靠数码设备生存下去。胶片和数码相机的市场，最终是被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干掉的。对于柯达的死因，我想没有人比古森先生更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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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富士胶片也及时进军了数码相机和数字冲印设备的市场，但在古森先生看来，数码产品无法支撑起富士胶片的长期发展，只是用来在转型期缓解主营业务断崖式下跌带来的冲击，富士胶片的未来在于多元化。柯达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及时将业务多元化，古森尤其强调柯达放弃化学制药业务，令柯达失去了多元化的机会。1988年，柯达曾经收购了一家化学制药公司，但不久又以收购价的一半出售了。富士与柯达竞争几十年，最终杀死柯达的，并不是富士，而富士活着的原因，更不是柯达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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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来看，无论是胶片还是数码相机，都是消费影像市场。显然，仅仅抓住数码相机的机会，并不能救活柯达，也不能救活富士，因为胶片产业以及数码相机的终极颠覆者并不在这个行业内，更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手机和移动互联网，通过颠覆消费影响市场，干掉了那些固守胶片和数码相机的巨头。对于彩色胶片巨头来说，其自救的机会并不是数码相机，而是其他行业，利用在光学、化工及材料方面的技术优势，及早切入新的领域。这一点，富士抓住了而且执行得很坚决，柯达想到了但推进得反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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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富士胶片有古森先生是幸运的。他在胶片业务调整期和金融危机到来时，两次果断裁员，都保证了公司没有亏损。在公司主营业务最辉煌的时候，他就已经认清多元化的大趋势，为应对胶片行业的覆没做好了准备。而在风暴来临时，他用7年时间，发动了一场公司内部的自我革命，驾驭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转型，让富士胶片得以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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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见过古森先生，但他在《灵魂经营》一书中的一句话，令我对他的性格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强调经营者应具备某种“野性的本能、直觉和魄力”，他称之为“爆发力智慧”。而这爆发力之后，是他在富士胶片公司超过半个世纪的工作，他的灵魂已与富士胶片的灵魂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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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170446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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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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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富的转移到权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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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撼动了华尔街，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和经济权力的转移。这场权力转移的载体，是财富的转移，其过程可能恰恰是新兴市场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陆续加入全球的分工体系，逐步改变全球的贸易、投资、金融秩序。而次贷危机，正好是这样一个全球分工和竞争的格局渐变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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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渐变的结果，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制造业财富和以中东为代表的资源财富的创造。全球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和印度转移，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化，从人口结构上看，这一过程可能还将持续一代人，从而导致中东石油价格和全球资源类产品的上涨或者持续高位运行，吸引依赖这些资源的西方国家和一些资源贫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富向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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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财富和资源财富，在东亚和中东国家表现为主权财富。在这样一个财富的转移过程中，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服务业发挥了中介的功能：全球融资、资源配置和财富管理。但更重要的是，华尔街发挥着另外一种重要的中介功能，用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支持美国政府的服务和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消费，这是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重要的特征。而美元的全球储备地位，也直接服务于美国消费全球制造产品的经济秩序。通过创造泡沫性财富，美国拉动了全球经济。正如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以房价与租金的比例来看，美国的房地产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涨幅。真实的财富流向新兴市场，但美国仍然掌握着金融秩序，创造着可以被即时享用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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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08年这一轮次贷危机，华尔街在全球资本与美国消费之间的融资中介地位，还有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都受到了挑战。其结果正如2008年年底，东亚和中东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约400亿美元流入华尔街，但这次不是采取借钱给美国消费者的方式，而是采取持有美国金融机构股份和参与金融秩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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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外汇资产组合方式，可以从过于集中在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消费融资，转向更广阔和长期的投资行为。例如，为什么印度外汇资本并没有参与华尔街的抄底？除了印度没有主权财富基金外，这些外汇资本都投资到了国内的基础设施，虽然无法获得短期的财务回报，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印度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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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国家如何长远保持自己庞大的外汇财富的价值、服务于国内的建设，从中国银行业与美国银行业之间在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可能会看到一幅更清晰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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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银行业中的高不良贷款率和低盈利能力，令许多美国的金融机构认为已经“技术上破产”。直到2006年时，美国的评级公司还估算中国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率为20%～25%。与此同时，评级公司如穆迪、标准普尔，在忙于给华尔街次级房债抵押的债券评投资级甚至AAA级，令以花旗为代表的美国银行业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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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2008年左右，这一切都被颠倒了。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值已令华尔街所有的金融机构黯然失色。2007年第四季度，美林银行宣布亏损78亿美元，花旗集团宣布亏损98.3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亏损35.6亿美元，JP摩根盈利则比2008年同期下降34%，贝尔斯登更是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华尔街的大银行陷入了当年中国的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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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2007年，至少400亿美元从全球浩浩荡荡流向华尔街去救火。主权财富基金成为美国2007年最大的圣诞礼物，这些资金，很多来自当年银行业陷入严重问题的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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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2007年中国银行业的业绩报告也公布出来。工商银行2007年净利润较2006年增长60%以上，超过780亿元，而建设银行2007年度净利润比2006年度增长48%，达到685.6亿元左右。其他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中外合资银行的业绩也非常喜人，大多数增长在50%至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