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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雷曼兄弟正处于这样的谷底，它有530亿美元的资产已经失去流动性。信贷的枯竭和资产价格的盘旋下跌，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历的银行挤提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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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这场危机，还令许多经济学家也担心美国会重蹈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破灭时的覆辙，必须用激进的降息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才有可能防止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但美国除了拥有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特征，实体经济也开始出现日本当年的一些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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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之后，美国“新政”设计了保护银行免于在挤提中倒下的两大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和美联储提供信用的制度。但是，自“大萧条”到2008年这80年来这一制度所积累的道德风险已经发展到极致，它们所保护的那些华尔街金融机构，正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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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全球竞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正在把美国金融中介带出监管的范围。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尤金·怀特（Eugene N. White）所说：这种发展代表着对20世纪早期某种趋势的回归。而正是那种趋势，引发了1929年美国金融体系濒于崩溃。风险被分散了吗？没有，它只是被隐藏了起来，被避开监管的华尔街用令人费解的金融工具批发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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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在危机来临之时，却享受着用纳税人的钱支持的政府救助。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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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金融史的一次大循环，或者说是一次从“大萧条”到2008年跨时长达近80年的又一轮“轮盘赌”，它已经走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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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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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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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华尔街的头号投行高盛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称其在设计和推销一种名为Abacus 2007-AC1的质押债务证券（CDO）合约时，明知这种以美国次级贷款为标的组合的证券产品有巨大的风险，而且正是它的客户保尔森对冲基金要求设计和销售这种产品，用来大规模做空，但高盛不告知客户实情，还拉了一家第三方机构ACA来设计这一产品。结果，经过高盛的销售，购买这一产品的客户损失高达10亿美元，保尔森对冲基金赚取10亿美元，并且成为这次金融危机中罕见的大赢家之一，高盛获取了约1 800万美元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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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涉嫌欺诈起诉高盛，这在华尔街引起震惊，也引起很大争议。这件事毫无疑问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奥巴马政府要整顿美国的金融监管架构，尤其是美国前联储主席沃克尔提出的“沃克尔法则”，即禁止投行做自营交易后，在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较量正在幕后激烈进行。但这件事有助于揭开高盛的“赚钱机器”（money machine）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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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高盛总是在水最深的地方游泳。除了做传统的投行业务之外，高盛正在日益成为一个权力与金钱的掮客。它在美国打通了华尔街与华盛顿：华尔街最大的投行、美联储、财政部等，几乎成为一个以高盛为轴心的旋转门，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的高官之中，系出高盛的不在少数。借助华尔街与美国政府的力量，高盛也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重要幕后推手之一，全球化的最大利益集团，除了华尔街和欧美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还包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者、大型国有背景的金融机构，乃至主权财富基金。高盛有强大的营销力量，并且善于制造各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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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这样一个打通金融与政治、美国与新兴市场、商品交易与金融交易、现货与衍生品交易的商业模式，主要建立在它强大的研究能力、无处不在的信息收集能力以及源自全球化精英利益集团的内幕消息的能力之上。因为先人一步地看到市场的发展趋势，对拐点性事件可能性的判断更加准确，看得到不确定性事件中的盈利机会，甚至能部分左右市场发展趋势，高盛变成了一台庞大的造钱机器。它一方面能为做空的客户设计产品，另一方面又能向做多的一方推销这种产品，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人们相信它所说的。高盛所持的观点通常表面上与华尔街及华盛顿的政客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在一些金融中心的办公地点，也与金融机构扎堆的地方保持一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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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盛所表达的一些观点，往往具有引致未来某种商机的、先人一步的政治投机性，比如它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发明“金砖四国”著称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人民币汇率重回改革之路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而中国政府越来越反感美国政客的压力之时，语出惊人地说人民币可能被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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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基于对市场趋势把握及影响能力的商业模式，让中国的客户吃过这种亏。深南电与高盛所属的杰润公司之间关于原油的交易，体现出高盛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原油价格直逼历史高点时所玩的基本手法。它预见到价格的上涨正处于最后的阶段，即在经过短时间的上涨后，将会迎来一波深度下跌，这一概率远远超过持续上涨的概率。在这一基础上设计的产品，令许多看多的买家陷入这一赌局之中，最后输给高盛。在香港市场上的许多累计期权产品，不管其标的是股票还是货币，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模式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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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的这种商业模式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从来就不透明。而这种不透明，加上高盛从世界各地顶尖名校及商学院吸引最聪明人才的文化，使其在全球化俱乐部中担任了一个核心角色，扮演了权力与资本的掮客。而且这一文化对各国的金融精英，包括政府的监管者，有相当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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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盛进行调查的声音此起彼伏，欧洲要调查希腊政府与高盛的信用违约互换（CDS）的交易可能导致隐瞒政府债务，英国要加入美国政府对高盛的调查。德国政府，甚至意大利的一个地方政府，都隐约觉得自己当初可能被高盛设局玩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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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府金融监管的本身也有问题，克林顿在下台十年后，开始后悔当初听了财长鲁宾和副财长萨默斯的建言，以为对金融衍生产品不需要透明性的监管；包括那些想做假账的政府机构，也许是自己找上门成为高盛的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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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透明和监管是几乎一致的呼声。高盛这次真的要被发现它也裸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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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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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最大的债主，我们应该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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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即将离任时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称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储蓄率过高”。听起来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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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因为过度举债，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还把责任推给债权人。这样的解释，甚至都不能令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公众接受，因为这听起来和每天发生的一幕幕财富被摧毁的悲剧完全背离，几位美国和世界金融的“拯救者”似乎在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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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原因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外因派和内因派。外因派以格林斯潘、伯南克、保尔森以及《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为代表，主张“过度储蓄”说。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的消费，需要美国大量举债，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一直以来帮了新兴市场一个大忙，充当“最后买家”的角色，用不断增长的进口来吸收他们过度的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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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3月，伯南克就提出了这一“理论”，不是美国人花得太多，而是中国人储蓄得太多，把钱借给美国人花，这一信用在中美之间的循环终有一天不能持续，但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后来的几年，中东产油国、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大量出口，产生了巨额贸易顺差，美国相应产生巨额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利率过低，刺激了资产泡沫的上升，以房价下跌为导火索，引发了金融危机。而格林斯潘在回忆录中则把美国的资产泡沫追溯到中国的农民工。中国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令中国能几乎无限地向全世界供应廉价商品和廉价的信用，美国经济得以长期保持低通胀和低利率，以及过剩的流动性。而美国金融危机基本上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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