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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资本循环,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和个人消费,客观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我们没有必要后悔当初借钱给美国人,这毕竟也是中国结合当时的情况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只是当美国人被金融危机逼迫着减少消费、开始储蓄时,全球经济不平衡开始纠正,这样一种共生关系就开始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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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储蓄太多,是因为中国国内消费太低。中国坐拥巨额外贸顺差,而世界上只有美国才能提供具有足够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供中国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因此,中国的储蓄率过高以及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方式把钱借给美国,也是主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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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此密切,哈佛大学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创造了一个词,称这种关系为“中美国”(Chimerica)。而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称之为经济上的“恐怖均衡”,即每一方都握有足以摧毁对方经济的武器——中国的储蓄和美国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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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善于借钱的国家,18世纪,美国人从欧洲借钱完成了领土的扩张;19世纪,美国人借英国人的钱建起了铁路;21世纪初期,美国人借新兴国家的钱做起了房地产,催生了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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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以很低的利率把钱借给了美国人,他们并没有把钱用来投资。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美国人用这些钱去“入侵伊拉克、买耗油的越野车和大房子”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生产越野车的底特律三大汽车企业快要破产了,成千上万大房子的主人无家可归了,奥巴马上台后从伊拉克撤军,而中国的农民工也要回乡了。乱花钱的人抱怨借钱的人,只是因为这次是穷人借给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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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的话听起来不够意思,中国人借给美国人钱,让华尔街繁荣,让美国政府有钱花,让美国家庭超额消费,他现在反咬一口。这反映了他典型的华尔街投行心理:华尔街没有对与错,只有是否赚到了钱;我这次只是亏大了,但并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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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最终以中国农民工提前回家过年和美国人勒紧裤带过圣诞节的方式,进行着一次“再平衡”。2009年起,中国要长点儿志气,把内需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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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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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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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周年:中国模式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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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发动袭击,直到2011年这10年,或者说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经历了两次高速增长,第一次是中国加入WTO后,迅速成长为全球贸易大国。第二次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球经济重心加快向亚洲、新兴市场和中国转移,中国经济规模迅速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也会大大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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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样一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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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外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中,中国占比从2000年的6%提高到27%。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包括服务),从2000年的838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 731亿美元。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 600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2万亿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从2001年的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2009—2012年期间的平均每年盈余8 500亿美元,实际上约为赤字12 150亿美元,相差超过2万亿美元。 美国债务,从2010年的56 740亿美元,占GDP的57.6%,增加到2010年的135 620亿美元,占GDP的93.4%。 从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是中美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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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美中经济之间不仅仅是此消彼长,还造就了一个在失衡中的共生体:“中美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合作竞争。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者;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借款人,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人,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人。这一趋势在“9·11”之前已经出现了,但“9·11”加速了“中美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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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顾一下,“9·11”发生后,美国为了防止出现流动性危机,减缓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美联储立即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从那以后,美国长期保持低利率,刺激了美国房贷市场,以及以次级房贷衍生品交易为主的金融市场的繁荣,而美国大量廉价资金的来源,正是中国的巨额储蓄。“中美国”是这样互动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与资本的盈余-双顺差-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及其他美元资产-美国低利率-房贷及金融市场的繁荣-财富效应-消费扩大-中国更多出口、更大顺差,循环往复,形成一个以中美商品与资本循环为轴心的全球经济格局。但终有一天,这一不断膨胀的循环终于被它内在的矛盾总爆发,即金融危机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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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周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低落的10年。美国发动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反恐战争,但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对付恐怖主义及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一系列的挑战,甚至挫折。与此同时,中国利用这一段有利的时期,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即第一个阶段通过汇率管制、出口退税、劳动力和要素保持低成本等方式,推动出口;在金融危机后的第二个阶段,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政府投资和国有部门更大规模的扩张,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无所不在,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达到一波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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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周年,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可能陷入长期低增长和衰退交织的“日本化”。欧洲债务危机正在从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并且正扩大为银行业危机,实体经济衰退,甚至欧元解体,社会矛盾激化等。相比之下,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么“9·11”之后的10年,就是中国模式的“黄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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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在世纪之交小布什总统上台时可能把中国当成对手的政策,使得中国可以按照原有的方式再高速增长10年。而这10年所产生的中国与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是质变的、飞跃式的:中国正在一鼓作气向全球最大经济体迈进,而美国再也不可能以以往的方式来限制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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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周年,美国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同时,仍然提供了中国改革开放头20年最需要的一种“全球公共品”:全球地缘政治、经济、贸易、货币和金融秩序,这种秩序让中国迅速分享了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红利最大的份额。如今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全球公共品”仍是未知数,而以往以开放心态学习西方来推动内部变革的力量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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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周年,中国巨轮正在驶入未知的水域。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中国正在变成一只“黑天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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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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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10周年:让人民币“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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