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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之为“人民币幻觉”。对于中国来说，形成了一种对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的路径依赖。而对于美国来说，尤其是对于华尔街和跨国公司来说，这种贸易与资本的双循环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机会。美国扮演了全世界金融中介的角色，在全球以对美国更有利的方式配置资本。这个融资体系有两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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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以低利率从中国借钱，并重新投资到中国市场，获得更高的收益，即借中国的钱赚中国的钱，例如那些在中国获取利润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以高盛为代表的华尔街投行。 另一方面利用大量的涌向美国和欧洲的外汇储备，以便宜的价格为美国的私人和政府融资而过度的举债，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主权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 以中国为代表的债权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债务人沉湎于“人民币幻觉”之中，一度都以为这种贸易—资本的循环游戏可以无限制地玩下去。但“布雷顿森林体系2.0”的内在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它以损害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力和就业为代价，注定使政府借贷成为“庞氏融资”，即举新债还旧债，而未来的政府收入永远不可能还本，甚至偿付利息都无法持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时，这些都正在变成现实：美国国债规模正在接近其GDP规模，长期被视为无风险的美国国债信用评级2011年被下调。而欧洲更是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从冰岛开始到南部的“欧猪五国”（葡萄芽、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PIIGS），直到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回想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欧元启动仅一年有余，中国对欧元能够挑战美元霸权抱有莫大希望，10年之后，人民币强势，而欧元已经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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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床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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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面临危机的同时，中国在“入世”10年后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的路径依赖，以及透支劳动力、资源与环境要素的增长方式注定无法持续。中国过量的出口已经造成自身经济的结构失衡，并且变得越来越积重难返。对于央行来说，维持这样一种人民币的汇率机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有关学者研究，2003年至2010年年底，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成本累计规模超过万亿元，并且最终是由放大货币发行规模来承担，无形之中推高了通胀。外汇占款本身已经导致中国扩张性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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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信的理论和模型，能够测算出人民币对美元以及一篮子世界主要货币的“均衡汇率”在哪里，甚至都不能证明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一个表面上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2005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对美元升值了三成，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减反升。但人民币汇率的根本性的问题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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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在于，在全球市场上，贸易是个“零和游戏”，中国有巨额顺差并且创造了大量就业，必然就会有国家产生巨额逆差和产生大量的失业。同样，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必然产生债务国和滥发储备货币。无论是什么原因，这样的游戏已经持续了10年，中美互相寄生，最终会发现可能是“同床异梦”。金融与债务危机，让中国与欧美如梦方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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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被彻底政治化了。那些遇到债务问题、赤字问题、失业问题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有所不满，并且日益把所有的不满都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上。于是，让中国与美国再平衡，让中国帮助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简化成了让人民币升值的博弈。如果中国不主动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起来，美国将会发动被巴西财长曼特加所说的“货币战争”：美国为了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并刺激经济增长，开动印钞机让美元贬值，几乎成为它唯一的选择。如果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不升值，对内，将会导致通胀压力及资产价格上升；对外，人民币汇率将因缺乏灵活性而随美元一起贬值，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发动针对中国反倾销等贸易战会成为常态。如果因为欧美的债务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将会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客观上对中国发动“货币战争”。长远来看，中国的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将在汇率及美国债券的双重下跌中不断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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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到2011年，美元在全球流通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72%下降到61%，欧元占的比重从18%上升到26%，但前景极不确定。“入世”10周年，中国不能以10年前的思维来看待当下的人民币，人民币也需要“入世”。在人民币汇率出现双向浮动的时机，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避免中国陷于“孤立”，而且能够化解一场正在酝酿中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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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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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到一，中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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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被一些人称为“中国世纪元年”，因为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用一种“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出中国的GDP总量2014年年底超过了美国。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15年年初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世纪》，试图宣告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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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用一种叫“国际元”的单位，十多年前就计算出了中国GDP在2015年将超过美国。他在中国的一位支持者胡鞍钢甚至认为，中国GDP超过美国在更早之前，大约在2010年，当时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不久，而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政策正在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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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并不承认，认为中国仍是第二大经济体。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的官方结论仍然是名义GDP，并以名义汇率换算成美元来进行比较。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预测，中国GDP最迟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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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数字游戏，往往也是人算不如天算。2015年中国GDP增长已经跌破7%，人民币升值结束，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几乎已经被公认为必然要发生，现在看来可能要等待更长的时间。而中国的百姓和官方对“中国世纪”的开始，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热切的期待，一个原因是还没有做好准备承担起那么大的责任。而且，“中国世纪”的上空，不应被雾霾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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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对GDP总量世界第一的前景保持冷静。起码在过去的一千年，因为人口规模，中国差不多有9个世纪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使是在腐败的清朝末年，仅仅因为人口规模，中国也能维持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只是到了1890年前后才被美国取代。所以，中国GDP超过美国，放到一个千年历史坐标来看，不过是中国经济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下跌后反弹到“常态”，而不是“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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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占全球的份额，还远未达到清朝时的高度。据麦迪森统计，产出一度高达33%，人口高达37%，那是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按人均来算一直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规模占全球总人口的18%，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份额大约占13%，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目前还达不到全球经济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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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全球第一，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恢复到与人口规模相匹配的经济常态而已，并不能说明可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1870年前后，美国GDP超过英国，没有人说一个美国世纪正在到来；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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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35年中国GDP的迅速反弹相比，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坐标来看，今后3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的使命不仅仅是恢复历史常态的“复兴”，更是超越以往基本上是由人口规模决定的地位，成为一个真正富裕和引领世界的国家。这一进程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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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不再支持一个高速赶超的经济，而且中国有可能历史上首次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人口规模上，目前美国人口3.2亿，印度12.5亿，中国13.6亿；中位数年龄上，美国37.8岁，印度27.3岁，中国36.8岁。中国创造奇迹的发展模式，正在转向印度。中国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已经与美国相当，但美国人口增长快于中国，其人口结构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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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能够在工业革命后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持续增长，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提升的经济。如果说中国的奇迹是短时期内高速增长，美国的“奇迹”则是一个长期稳步积累、不断创新的“复利”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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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法重复美国的道路，也不可能花上200年的时间，但经济增长自有其规律。我们从“供给侧”看一下美国经济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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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和有效的资本市场，并且主导建立了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处于全球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 劳动力：美国的大学体系不仅培养了高素质的劳动力，也造就了有创意的人才，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大学和创新体系吸引了全球最优秀的移民。 土地和自然资源：美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出色的地缘战略资源，通过军事力量、盟国关系，占据了全球战略位置，控制着全球供应链系统，为本国的生产获取了稳定的供应，同时也决定着全球市场的供应。美国还控制着一种新的资源，即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和数据资源。 全要素生产率：尽管日裔美国人福山批判美国联邦政治制度“衰朽”，但美国的市场体制、管理体系、创新能力依然无可匹敌。 中国经济规模达到全球第二是开放的结果，利用了西方市场的进口需求，利用了目前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而这个游戏规则是由美国和西方制定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如果继续攀升，实现政府所希望的“中高速”增长，而且是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在“供给侧”重新思考动力在哪里，也需要从一个国际游戏规则的适应者和“搭车者”变成一个参与者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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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到一风险诸多。从人类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提升，尤其是快速提升，将会改变全球力量的格局。在寻求新均衡的过程中，那些新崛起的大国会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冲突。中国追求的是一种有序的再平衡，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向创新经济转型，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向全球开放，这些动作的难度及风险系数很高，花费的时间要比那些经济学家预期的更长一些，这样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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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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