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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写了23位普通人的战争经历，他们多数是各交战国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有一些平民，也包括文学家卡夫卡。这位讲德语的犹太知识分子，对街头的爱国主义欢呼怀有深深的疑虑，“欧洲的和平已经维持了40多年，不断积累的财富、科学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使大战看起来……根本是愚蠢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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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欧洲主要大国之间基本上实现了近百年的和平，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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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带来战争的全球化，科技进步推动战场的快速迭代。全球金融中心伦敦为战争融资，德国发达的铁路系统在东线与西线调动数百万军队和挪动超级大炮，人类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一场规模空前、效率空前的杀戮。国家成为战争机器。国家既是战争的目的，也是战争的手段。从英吉利海峡到阿尔卑斯山的战壕两侧，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上百万士兵对峙与杀戮，后方从克虏伯到雷诺这样的工业巨头不断进行武器创新，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人类工业与技术的最高维度的应用场景，一条鲜肉被大规模有组织地放进绞肉机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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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还在不停地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尽管不断有人从历史档案中挖掘细节并试图修正，一个比较主流的解释是德国造孽。德国的崛起客观上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平衡，德国在主观上也产生了称霸欧洲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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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费舍20世纪50年代阅读了德意志帝国时期所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档案，他1961年发表的研究，引发了史学界和公众的激烈争论，“费舍论文”（Fischer Thesis）逐渐成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正统”。基本上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想成为世界强国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后果。自1900年起，德国统治精英内部一直有计划地占领法国、比利时、俄罗斯的领土，并且在非洲和海外挑战英国的殖民统治。费舍也提出了德国国内政治压力导致其对外发动战争。德国以容克集团为代表的统治精英，面对国内社会民主党势力日益强大，可能赢得议会选举把帝国推向民主和共和，萨拉热窝暗杀正好点燃了巴尔干的火药桶，为德国宣战找到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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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演变的结果。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50年。维也纳和会上欧洲构建了大国协调机制，实现了50年的和平。德国通过战争实现统一，崛起为欧洲心脏地带的强国，动摇了欧洲的均势。接下来的50年，德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加上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引发了一系列重建均势的连锁反应。大国之间纷纷结盟，大国与其周边邻国或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形成保护关系，从而构成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且通过海外殖民地扩展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如果我们回顾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大国结盟到军备竞赛，从奥匈王储斐迪南大公被刺的七月危机，到正式宣战的八月炮火，大国之间迅速的军事动员升级，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国家单个政府在战与和之间表现出足够的算计，但整个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则集体陷入一场“囚徒困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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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囚徒困境，有时候也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英国著名的外交文献《克劳备忘录》，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德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挑战英国的霸权，一种陆权与海权的冲突，一种欧洲心脏地带大国对于发展空间的争夺，以及双方核心利益的迎头相撞令战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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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0年前的上空俯瞰当下，这种大国关系的困境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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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的五大经济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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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务院审计署公布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虽然比国内外许多专家预计的要低，但规模还是很庞大。何以至此，并且会对当前的经济造成什么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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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句话又一次应验了。用货币学派的术语说，通过增加贷币发行量影响经济增长，最终是中性的。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中和”2008年刺激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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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海校友会邀请，我做了一个题为“通往加剧失衡的复苏之路”的小讲座，介绍中国针对金融危机的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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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济的V形反弹态势已经形成，我用2009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GDP增长反弹了，但是政府的强力干预将导致严重的后遗症。金融危机刚过去，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喘了一口气，把结构调整放到一边，又接着去搞它们最擅长的GDP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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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宣布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地方政府立刻像打了鸡血似的提出了高达18万亿元的响应措施。地方都把这次刺激计划看成是一次难得的投资机会，例如，当时吉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超过40%，而广西达到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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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年上半年GDP增长88%依靠投资，而以往出口加投资占80%。贷款和融资多数投向国有部门，也就是最低效、最过剩、创造就业最少的部门。而创造就业最有效的私营部门明显投资不足。以广东为例，200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5%，其中国有部门投资增长61.4%，私有部门降低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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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计划说白了就是让印钞机加班加点。2009年的新增贷款达到了9.59万亿元。与此相对应，地方政府负债余额2009年增长了61.92%，超过了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48.2%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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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在这一轮借贷盛宴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市一级政府占比最高，为48.37%，县级为32.71%，省级为18.92%。省级主要为担保，占51.25%。地方政府的整体负债率，达到了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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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有能力偿还吗？全国有78个市级政府和99个县级政府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截至2010年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尽管审计署没有公布这批城市的名单，业内人士估计，一批借金融危机和国家政策而“大干快上”的城市，如天津、重庆、昆明，债务负担会相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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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刺激，到天量印钞，到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沿着这个逻辑，可以继续解释当前经济与市场面临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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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和2012年是地方政府偿债的高峰期，将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一部分政府或者政府背景的公司违约。这些债务总体的期限结构大致是：2011年、2012年到期偿还的占24.49%和17.17%，2013年、2014年、2015年到期偿还的分别占11.37%、9.28%和7.48%，2016年以后到期偿还的占30.21%。国际上有看空者称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 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不让房价降下来，因为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 473.51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 131个县级政府。而那些政府担保或其他类贷款，也间接建立在政府土地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假设之上。 政府债务导致通胀，但央行又不敢加息，因为2011年是地方政府偿债高峰，加息将令地方政府的负担加重。央行不加息的结果就是负利率。 政府债务“挤出”了民间投资。经济刺激政策一开始就冲着国有部门去了，结果民营企业不仅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受到打击，而且后来地方政府大量从银行及社会融资，并且把资本投向社会最无效的领域。为了对付通胀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令民间借贷利率进一攀升，更加挤出了民营企业在实业领域的投资。 高速公路、普通高校和医院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大，将导致交通、教育、医疗这些公共服务的价格持续上升。 2011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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