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70890
2009年1月9日
1704470891
1704470893
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
1704470894
1704470895
以政治人物的名字命名“主义”或者“经济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凡是不辜负这些称号的政治领袖，应该以勇气和决心直面危机，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现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分别出现了“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与“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1704470896
1704470897
克强经济学已经成为公众对于经济改革的一种期待。先有克强指数：看电力、铁路运输、货币发行量而不是GDP；后来克强新政被理解为“新四化”：现代化农业、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2013年6月份中国货币市场出现“钱荒”并引发一场小小的金融危机之后，克强经济学三根支柱正式产生：不刺激，去杠杆化，结构改革。7月份又提出结构调整要在一个通胀的“上限”，以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区间运行。
1704470898
1704470899
安倍经济学号称“三箭齐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调整。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以“超预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债券甚至高风险资产，实现物价上涨2%的目标，短期立竿见影：股市上涨、日元贬值、薪酬增加。
1704470900
1704470901
中国与日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强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不犯日本当年的错误，避免日本式的陷阱，而安倍经济学正是要从这种陷阱中挣脱出来。日本过去10年来长期通货紧缩和低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更是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国际上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似乎正在步一代人之前日本的后尘：资产泡沫崩溃，从高投资、高增长沦为低投资、低增长。从这一点看来，“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处于亚洲增长模式的两端，一个需要摆脱由于人口结构改变和体制僵化而导致的高增长时期硬着陆式的终结，另一个需要从一场崩溃之后的长期低迷中恢复元气。日本的教训告诉中国，如果拐点时期处理不好导致硬着陆，将付出十分惨痛的代价。
1704470902
1704470903
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要比安倍经济学大得多。日本是发达的经济体，按人均计算，经济远不如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么糟糕，劳动力大军在不断萎缩，2012年日本人均产出增长3.08%，而美国仅增长0.37%，德国甚至下降了0.25%。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问题远比日本更严重。由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经济，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效率。民营企业为主驱动的出口，以及国有部门主导的投资，都已经失去动力。由于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目前正处于下降的通道之中，从趋势来看潜在增长率也在探底中。如果继续原有的刺激措施，将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会积聚更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矛盾。
1704470904
1704470905
克强经济学没有明确的经济理论做支撑，基本上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又增加了难度系数。安倍经济学之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等问题，已经被众多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斯蒂格里茨、伯南克等人研究多年，并且已经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这次安倍之所以能够大力推行，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执政的自民党有清晰的顶层设计，但问题是自民党政府的执政时间会有多长，安倍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尽管中国目前不存在执政党的期限问题，但也面临着利益阶层的阻力以及无法回避的内部矛盾。
1704470906
1704470907
克强经济学要去杠杆，安倍经济学要加杠杆，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远低于日本。中国官方公布的政府负债率，即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约43%左右，而日本的这一比率达到了231%。但若以企业债务总额占GDP比重计算，中国为151%，高于日本的113%。从政府负债情况来看，日本是中央政府负债较多，地方较少，而中国正好相反。2011年日本政府债务中，中央政府占81.5%，地方政府占17.2%，与GDP之比分别为188.8%和39.9%。而中国中央政府负债占比38.86%，地方政府占比61.14%。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约12.1万亿元，占GDP 23%。但据IMF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广义负债已经达到GDP的50%，超过了日本。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去杠杆主要是去地方政府和企业过剩产能的杠杆，而日本面临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高负债。
1704470908
1704470909
不刺激、去杠杆意味着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通道。对于日本来说，刺激政策短期内效果明显，产出、出口、企业信心指数都在提升，但启动经济之后，日本将面临刺激政策退出与结构改革的痛苦。安培经济学是先甜后苦，愿克强经济学是先苦后甜。
1704470910
1704470911
感谢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嶋圭介提供的有关数据。
1704470912
1704470913
2013年7月19日
1704470914
1704470916
大数据视角：中国如何有效投资城市化
1704470917
1704470918
中国城市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未来的10年，将会投入几十万亿元。但是，对于一个已经过度投资而且投资效率越来越低的经济，如何投资城市化，才能避免经济更加不均衡？
1704470919
1704470920
首先应投资最有效率的区域，即东部沿海和经济中心城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雪燕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有效率的投资区域是东部，而不是中西部；最有效率的投资领域是农业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与房地产业。衡量投资效率的关键是投资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及消费的增长，并且进一步促进增长。如果投资仅仅是导致短期内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不具备可持续性，则这样的投资是没有效率的。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尤其是在中部和西部，投资率不断升高，回报率不断下降。而在东部沿海地区，消费及居民收入的增长自我持续已经初步形成，因此，投资集中于东部最有效率，而城市化的重心也应该是在东部。
1704470921
1704470922
另外一个问题是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还是限制大城市发展，实行遍地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我认为应该是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因为大城市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无论是生产效率、生活效率，还是基础设施的效率。美国圣塔菲学院韦斯特等几位学者对世界上许多城市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发现，城市人口的扩张会产生“超线性扩展”（Superlinear Scaling）效应，即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变化的速度并不同步。如果以同步增加为1的话，则会出现以下的效应：私营（研发）就业1.34，新专利1.27，GDP 1.13～1.26，加油站0.77，道路（地表）0.83，电网部长度0.87。显然，会带来产出更高和基础设施更加集约的效应。当然也会产生负面的超线性扩展效应：艾滋病1.23，严重犯罪1.16。
1704470923
1704470924
而简单的人口规模增加，并不足以让城市发生超线性扩展。如何让大城市释放超级创造力？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中国学者潘巍等提出了“社会纽带密度”（Social-Tie Density）的概念。他们用北美和欧洲的城市数据进行分析，超线性扩展的秘密在于社会纽带密度：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居住地与工作地接近，沟通与互动便利，以及信息与思想的交流，最终会产生创造与创新的能力，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1704470925
1704470926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密度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纽带的密度，它取决于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潘巍以北京为例，由于严重的拥堵，尽管人口密度很高，但目前实际上已经分化成许多小城市，其间交通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北京能否实现超线性扩展是个很大的疑问。另外一个例子是瑞士的苏黎世，虽然近年人口增长很快，但中心城区周围形成由合理的交通联结的小城市群，最快15分钟就能进入中心城区，每天约有60%的人口便捷出入市中心。
1704470927
1704470928
大数据揭开了城市不断扩张的秘密，对于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呢？
1704470929
1704470930
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就一批高效率、高度创新能力的超级城市，这些城市应该以市场化机制较好的东部为主，也包括一些中西部的经济及地缘中心城市。这些超级城市不仅要实现自身的超线性扩展，而且要具备极强的辐射能力，带动周边一批城市群的成长，这将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的方式。
1704470931
1704470932
城市化的成功，即繁荣、可持续、创造财富、造就中产阶层，取决于社会纽带的密度。在我看来，人际互动的形成，就是社会资本的形成。这一轮城市化应该从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转向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导。对于城市决策者来说，还要避免负面的都市超线性扩展，如疾病、犯罪、环境恶化。
1704470933
1704470934
具体来说，城市的投资，应该包括城市内部与城际之间的交通建设，尤其是公共交通建设，还有公共空间建设、有利于人际交流的商业与公共设施建设、围绕青年人创业与创意的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而互联网及通信技术，尤其是社交及移动，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只会帮助与强化。
1704470935
1704470936
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形成，还意味着城市化的包容性，在本地人与外来人、穷人与富人之间建立社会纽带，同时吸引市民积极参与当地的规划与政治过程。
1704470937
1704470938
2013年7月4日
1704470939
[
上一页 ]
[ :1.704470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