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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本经济降速时，带来了资产泡沫的崩溃和后来长期的经济低增长。中国会重复日本的老路吗？这又是一个旧话题，而且许多人会说中国与日本不一样，可是，“历史是一座画廊，原创性作品很少，全都是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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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进入缓增长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如果经济增长从10%左右降到6%左右，生产性的资本投资将会暴跌，在边际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投资率将从GDP的50%降到30%。这样幅度的下跌，将会引发经济萧条。同时，银行信贷坏账增加，金融体系会迅速变得极度脆弱，尤其是“影子银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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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做空的投资者，他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弱点是共同的：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大调整正在展开，风险正在积聚，“完美风暴”可能发生。但投机家的目的是赚钱，经济学家的使命是找到原因，寻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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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转型到一个更均衡和缓增长的经济，把头绪繁多的问题简化，就需要提升内需，改革财富大规模向国家以及垄断和特权企业集中的制度，增加居民的财富。从供给来看，人口结构老化和投资动力弱化，更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培育经济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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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高增长、高投资向缓增长、适度投资转型，同时又避免经济衰退和金融风险，甚至避免社会动荡，是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的动作。对策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但唯一确定的是要下很大的决心推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可以延迟的时间已经不多，要么穿越风暴，要么被风暴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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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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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经济增长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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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冬，凛冽的寒风驱散了从北京到上海的大片雾霾，迎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然而，一个幽灵依然盘旋在从北京到上海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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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约而同地把雾霾与经济增长方式联系起来：中国严重依赖燃煤的能源结构、高能耗低效率的产业、无节制的汽车增长，以及一些企业及政府部门漠视环境成本。显然，这一切让GDP不再光鲜，而是变得“肮脏”起来。空气污染，让公众和政府对于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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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时在电视上看到华北一些地方的钢铁厂被推倒铲平。我相信，在中国许多地方，有大量这样的“僵尸”企业与“幽灵”企业，它们没有为市场创造任何价值和带来任何福利，却依然悄悄地冒烟点火，支撑着GDP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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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力度如此之大的“推倒铲平”动作，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因为中国在许多重型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上的过剩情况非常严重，使得中国经济付出了双重的赤字：过剩与环境的代价。环境恶化以如此剧戏性的方式笼罩在经济最发达的东部上空，可能仅仅是中国经济继续处于下降通道的一个前奏或者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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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中共2013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是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个经济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建立现代治理”的路线图，以及到2020年基本完成改革大计的时间表。因此，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一个什么样的GDP增长目标，其意义在于向市场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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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市场最关心的。2011年、2012年，中国经济处于从保8到保7.5的缓慢下降的通道中。2013年，又处于向7下滑的压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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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GDP数字的预测，在政府决策者与经济学家之间，正在演变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数字游戏。收集一些机构和经济学者们对201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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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北大）：7.5% 钱颖一（清华）：6%～7% 陆挺（美林美银）：7.6% 朱海斌（摩根大通）：7.4%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7% 中金公司：7% 摩根斯坦利：7.2% 社科院：7.5% 世界银行：7.7% 高盛：7.8% 发改委：8% 以上各机构和经济学家给出的数据，有的是预测数，有的是建议数。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不要超过7%，因为他们清楚，实际执行过程中肯定会超出。于是经济增长的预测，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字游戏：应该是多少，预测是多少，最后具体执行是多少；考虑到最后具体执行的扭曲，再先提多少；中央心理预期一个数，下达的指标又是另一个数。其实发改委的预测也许是最可靠的，因为那里的官员最清楚，不管你预测是多少、应该是多少，最后执行的结果，统统要往上调。在一个个简单的数字下面，隐藏了这么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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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理解中央会向市场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关键是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提出这么一个区间：底线是7.5左右，不能低于7.2，如果低于7.2，可能登记失业率就过了5.5甚至到6，中国恐怕不能接受。我们下决心2013年要稳增长，主要从就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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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甚至更高，难以相信2014年会有重大的改革。雾霾告诉我们，即使是经济从保8到保7.5，仍然无法阻止我们继续为目前的增长方式付出更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越来越难以容忍，将演变成对经济增速下调的越来越大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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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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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时候为这个世界贡献更多领导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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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还没有见底。2016年的美国大选陷入混乱；英国很快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从西欧、东欧、中东到朝鲜半岛和亚洲海域，恐怖主义、地缘政治冲突与风险此起彼伏；互联网时代，人们到处看到的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去全球化；日本和欧洲的负利率政策，显示西方经济决策者们从需求侧到供给侧都黔驴技穷；中国经济增长过去几年不断下台阶，结构调整正处于阵痛之中。放眼世界，这是一个被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描绘为“改革疲惫、大焦虑、新平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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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到20年间，世界经济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心转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财长鲁宾、副财长萨默斯曾经被誉为拯救世界的三位英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财长保尔森只能拯救美国自己。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过半。在中国的带动下，这些年来，全球GDP的60%、经济增长的85%来自新兴经济体。中国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一轮超级牛市和新兴经济体的繁荣。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及房地产去产能和去库存，以及西方经济进入“新平庸”，新兴经济体正在经历一轮大回调。显然，这些变化的原动力来自中国经济周期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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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迫切需要走出平庸，远离危机，动力来自哪里？来自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力量。目前全球化倒退，国际贸易持续低迷，跨国银行收缩，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甚至在美国和欧洲都在影响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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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似乎只有中国在继续推动全球化，并且注入了新的动力。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1 000亿美元，中国居民的海外消费超过1 000亿美元，尽管贸易在萎缩，但欧洲的著名球星、美国好莱坞的影星，都在往中国发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除了政府层面的开发，中国国企、民营企业、个人都在积极地走出去。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中国居民的海外消费能力、对外投资能力反而在增强。全球近1/3的储蓄在中国，中国仍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对外净资产。中国的经济力量正在推动一个中国版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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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局面能显示出领导力。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推出了一个明确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其核心战略是以创新引领的结构调整，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在不发生债务危机、避免经济“硬着陆”、又不强刺激的情况下，如何既稳定增长又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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