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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的发展模式是“酋长资本主义”，即酋长把土地交给其控制的“国有”公司开发，通过债务及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最终将房子卖给中东及世界各地的富人及商业精英。迪拜政府一直在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政府还主导发展一些新兴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媒体等，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如房地产赚钱更快。2002年，迪拜宣布允许外国人购买房产，2004年至2006年，石油美元及全球流动性泛滥，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向迪拜的房地产项目贷款。2008年到2009年，迪拜房地产下跌近2/3，空置率达1/3，最大的开发商迪拜世界债务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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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世界是一个政府融资平台，2009年欠债最高达到590亿美元，旗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棕榈树（Nakheel），包揽了所有填海造城业务，债务重组之后，2011年该公司归迪拜政府所有。另一家公司Emaar拥有包括哈里法塔及迪拜购物中心在内的资产。2007年，迪拜政府通过价值78亿美元的土地，置换了32%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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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迪拜的楼市正在缓慢地走出底部，来自印度、伊朗等南亚及阿拉伯国家的富人似乎在投资这里的楼市。迪拜试图扮演动荡的中东及阿拉伯世界资产安全港的角色，但我们在市中心的周边地区，仍然能看到一些烂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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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吗？我有些怀疑。且不说它的经济过于依赖房地产，迪拜200万人口中，本地居民仅占15%左右，外籍劳工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如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样，阿联酋的人口很年轻。迪拜超过2/3的人口年龄在20岁至39岁之间。阿联酋按人均收入来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迪拜警察开的巡逻车都是宝马5系，但占迪拜人口超过80%的都是外籍劳工及其后裔，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相差悬殊。从长期来看，迪拜的发展将围绕着少数“迪拜人”及全球的商界精英，而越来越脱离大多数的当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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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酋长演讲的当晚，我正好与台湾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同一趟车回酒店，他不停地嘟囔：“我看不懂，看不懂。”而我比他好一点儿，似懂非懂，知道这片土地下的石油2010年开采殆尽，迪拜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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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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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里普的奥斯卡奖：重温撒切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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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我眼中真正的电影艺术家，凭借在《铁娘子》中扮演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获得了2012年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尽管这部电影对撒切尔夫人的刻画遭到了一些英国媒体的争论，但斯特里普的演技得到了外界一致赞扬。有人甚至说她的演技已经超越了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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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想说的是，撒切尔夫人，这位在20世纪任职最长的英国首相，是一个比斯特里普更传奇的女人。而且在眼下资本主义面临争议的时刻，再没有比推出这部电影更合适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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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1979年开始担任英国首相，她主张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推行灵活的劳务市场，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约束工会的权力及影响力。她推行货币主义，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据记载，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初期，手提箱里一度放了本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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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撒切尔夫人，不得不谈谈美国前总统里根，他于1981年当选美国总统并连任。里根奉行供应学派经济理论，被称为“里根经济学”，主张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货币供应以控制通胀，为经济松绑以增加活力，并减少政府支出。他倡导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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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和里根的友谊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佳话，也令美英特殊关系达到新的高潮。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全球市场开始形成。20世纪80年代是撒切尔-里根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刀阔斧推进的时代，西方经济正在从滞胀中走出来，而滞胀很大程度上被算到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的账上。也就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曾经很明确：国家减少干预。这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球的趋势。应该说，撒切尔掀起了一场自由市场的革命，重振了英国经济。而撒切尔-里根所掀起的自由市场经济浪潮，也是邓小平当时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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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理念受到空前的挑战，不只是西方，也包括中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主要并不是经济上的冲击，而是在改革方向上的挑战。中国的决策者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开始感到困惑了，甚至被许多人认为已经放弃了改革。在国际上，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模式让人们津津乐道起来，最起码国家资本主义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被认真研究甚至学习。而且来自美国内部的批判声音，也为政府干预找到更多的理由，如金融危机之后，斯蒂格利茨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批判，以及克鲁格曼坚定捍卫凯恩斯主义，用凯恩斯主义为奥巴马政府提供建言和辩护，并且试图借金融危机对撒切尔-里根进行一次清算。2011年，还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在公众的层面，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造成了1%与99%的贫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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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1年也是我们看到国家和政府普遍失灵的一年。在中国，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政策留下了通胀、政府债务、产能严重过剩、经济更加失衡等严重的副作用。2011年也是国家和政府信用严重削弱的一年，过去一向被视为无风险的美国政府债券评级也下调了。从欧洲和美国来看，公司富裕而政府贫穷的现象越来越显著。对于投资者来说，在全球市场上成功的公司的信用，已经超过了美国政府。巴塞尔III协议正在考虑修改对银行的监管规则，准备让银行持有更多的股权及公司债券，而不再是现金及政府债券，以符合新的短期流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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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府所辩论的经济政策，让普通公民都已经觉得浅薄：除了央行印钞票，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以及政府乱发债，还有什么招术呢？如果国家和政府本身的信用已经被严重削弱，其干预经济的行为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客观来说已经破产，正在从传统的民族国家向一个超级机构演变。而中东、北非独裁国家也在多米诺骨牌般地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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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可能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将全球化从贸易和资本的时代，带入信息、智能、文化、价值观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分布式创新的时代，重塑全球经济的力量，正在自下而上地酝酿和发动，传统的治理或统治方式在失灵，甚至在局部表现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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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因金融危机而饱受批判，但债务危机也让国家和政府干预不那么光彩，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正在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利益集团，国家的大规模干预，无论对于经济效率还是社会公正，可能都在失灵。这个世界似乎失去了方向，需要重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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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回30年前，当时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的灾难中走出来，而撒切尔-里根革命也正把西方经济从“滞胀”中拯救出来，而眼下这个迷失了方向的世界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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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撒切尔夫人在接受Woman’s Own杂志的采访时，讲了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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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太多的孩子和人民从来就以为“我有个麻烦，要通过政府的福利来解决”，或者说“我无家可归，政府必须给我住房”。他们把自己的问题抛给社会，那么谁又是社会呢？没那回事！没有任何政府能不通过人民而有所作为，而人民，无论男女，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家庭，首先应该照顾好自己。我们的责任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然后去帮助照顾我们的邻居，生活就是一个互惠的事情，人们总是想得到太多的福利而不想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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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当年是用来批评“英国病”的，今天用来批评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大陆国家也非常合适。这段话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它告诉人们两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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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要相信政府的干预会比个人的努力要好，过分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其结果是政府和个人双输。 第二，政府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给个人、企业、市场自由。 当方向摇摆不定时，需要领导力，回归常识，采取变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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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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