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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可能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将全球化从贸易和资本的时代，带入信息、智能、文化、价值观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分布式创新的时代，重塑全球经济的力量，正在自下而上地酝酿和发动，传统的治理或统治方式在失灵，甚至在局部表现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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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因金融危机而饱受批判，但债务危机也让国家和政府干预不那么光彩，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正在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利益集团，国家的大规模干预，无论对于经济效率还是社会公正，可能都在失灵。这个世界似乎失去了方向，需要重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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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回30年前，当时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的灾难中走出来，而撒切尔-里根革命也正把西方经济从“滞胀”中拯救出来，而眼下这个迷失了方向的世界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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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撒切尔夫人在接受Woman’s Own杂志的采访时，讲了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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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太多的孩子和人民从来就以为“我有个麻烦，要通过政府的福利来解决”，或者说“我无家可归，政府必须给我住房”。他们把自己的问题抛给社会，那么谁又是社会呢？没那回事！没有任何政府能不通过人民而有所作为，而人民，无论男女，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家庭，首先应该照顾好自己。我们的责任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然后去帮助照顾我们的邻居，生活就是一个互惠的事情，人们总是想得到太多的福利而不想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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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当年是用来批评“英国病”的，今天用来批评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大陆国家也非常合适。这段话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它告诉人们两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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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要相信政府的干预会比个人的努力要好，过分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其结果是政府和个人双输。 第二，政府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给个人、企业、市场自由。 当方向摇摆不定时，需要领导力，回归常识，采取变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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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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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书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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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在动荡年代自我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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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和克鲁格曼，都并不是那种以不断地预测、再不断地修正预测为职业的经济学家。他们对金融市场的看法，包括预言，最终都与价值和信念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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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坚定地相信，监管是不必要的，不管遇到多么坏的情况，例如次贷危机，即使市场的参与者都是贪婪的，市场机制也会发挥作用，最终一切都将自动恢复均衡。而克鲁格曼相信，市场会导致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次贷危机是一次以“金融创新”为名的金融机构，对美国中产阶级的一次“猎获性”（Predatory）借贷行为，“金融创新者”在其中获利，而上百万个美国家庭破产。他主张在市场繁荣的时期，要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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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预言，通胀率的抬头，将导致美国和全球央行加息，在资产价格上升和流动性过快增加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风险也在加大。他在2007年9月份出版的自传《动荡年代》中，充分表露了对市场的敬畏和对监管的疏远。“市场已经变得太大，太复杂，变化快得令20世纪的监管无法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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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在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8年半的任期中，以说话暧昧著称，而在自传的最后一章，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他明确地预测了美国未来25年直到20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略低于2.5%，而在1980—2005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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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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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对长期趋势预测的基本方法，是对人口与劳动力结构变化与转移的分析，以及相应的储蓄与资本流动的分析。在他看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全球经济低通胀、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全球30亿劳动力的一半，从非市场经济加入到竞争性市场经济当中，而这一过程行将结束。到目前为止，由于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劳动力加入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中国8亿劳动力中，已经有4亿人生活在城市里。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劳动力转移是否已经基本完成。实际上，这一拐点是否已经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也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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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在全球产生了通货紧缩的压力。格林斯潘承认，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最大的幸运是生逢这一时期，而且他内心深谙这一全球趋势，他采取的货币政策，正是体现了对这一趋势的把握。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期，特别是在下半期，他大胆地估计了美国经济增长在全球低通胀和高科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潜在增长率可以上调。他采取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就是顺势而为的一种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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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对于物价和工资的压抑作用，必定会有终结的一天。格林斯潘认为，劳动力大规模向竞争性市场经济转移的终结，将是全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25年间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终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和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就在他的自传付梓的时候，他预言，由于2007年春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价格上升，以及真实长期利率上升，增加了拐点会更早到来的可能性。所以，在未来的几年，除非采取政策遏制，通胀将会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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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指出，金本位制不符合现代政府创造福利社会的需要，而政府为选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福利，本身就是偏向和易于导致通胀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只要政府向选民提供足够的福利，通胀偏好就是福利社会可以接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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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一个25年来看，如果美国通胀率上升，比如达到4.5%，同时发展中国家高于正常水平的储蓄率开始下降，2030年前的某个时间开始，美国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将会达到8%左右，而这仅仅是一个基准线，还不考虑向退休后的美国婴儿潮一代支付养老金而产生的收益率溢价。如果产生新的恐怖袭击，或者美国国会又发生预算案僵局，都会令长期利率在一段时间内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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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警告全世界的央行行长，低通胀时期要终结了，但他并没有给出对策。显然，长期的趋势是谁都无法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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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来说，除了无风险利率上升的风险外，还有其他风险。在过去自1980年以来的20年里，风险溢价持续下跌。例如，美国CCC级公司债（所谓的垃圾债券）的利差在2007年年中时低得令格林斯潘难以理解。从2002年的23个百分点降到2007年年中的4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券的风险溢价，也从2002年的10个百分点，降到2007年6月份的1.5个百分点。风险溢价的降低是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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