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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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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对长期趋势预测的基本方法，是对人口与劳动力结构变化与转移的分析，以及相应的储蓄与资本流动的分析。在他看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全球经济低通胀、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全球30亿劳动力的一半，从非市场经济加入到竞争性市场经济当中，而这一过程行将结束。到目前为止，由于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劳动力加入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中国8亿劳动力中，已经有4亿人生活在城市里。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劳动力转移是否已经基本完成。实际上，这一拐点是否已经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也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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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在全球产生了通货紧缩的压力。格林斯潘承认，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最大的幸运是生逢这一时期，而且他内心深谙这一全球趋势，他采取的货币政策，正是体现了对这一趋势的把握。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期，特别是在下半期，他大胆地估计了美国经济增长在全球低通胀和高科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潜在增长率可以上调。他采取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就是顺势而为的一种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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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对于物价和工资的压抑作用，必定会有终结的一天。格林斯潘认为，劳动力大规模向竞争性市场经济转移的终结，将是全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25年间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终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和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就在他的自传付梓的时候，他预言，由于2007年春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价格上升，以及真实长期利率上升，增加了拐点会更早到来的可能性。所以，在未来的几年，除非采取政策遏制，通胀将会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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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指出，金本位制不符合现代政府创造福利社会的需要，而政府为选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福利，本身就是偏向和易于导致通胀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只要政府向选民提供足够的福利，通胀偏好就是福利社会可以接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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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一个25年来看，如果美国通胀率上升，比如达到4.5%，同时发展中国家高于正常水平的储蓄率开始下降，2030年前的某个时间开始，美国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将会达到8%左右，而这仅仅是一个基准线，还不考虑向退休后的美国婴儿潮一代支付养老金而产生的收益率溢价。如果产生新的恐怖袭击，或者美国国会又发生预算案僵局，都会令长期利率在一段时间内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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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警告全世界的央行行长，低通胀时期要终结了，但他并没有给出对策。显然，长期的趋势是谁都无法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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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来说，除了无风险利率上升的风险外，还有其他风险。在过去自1980年以来的20年里，风险溢价持续下跌。例如，美国CCC级公司债（所谓的垃圾债券）的利差在2007年年中时低得令格林斯潘难以理解。从2002年的23个百分点降到2007年年中的4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券的风险溢价，也从2002年的10个百分点，降到2007年6月份的1.5个百分点。风险溢价的降低是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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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格林斯潘在2005年8月份的联储堪萨斯城年会的告别演说中提醒：“历史并没有善待旷日持久的低风险溢价所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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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1981年以来长期的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下降，全球资产价格的上升每年都高于名义GDP的上升，只有发生“黑色星期一”的1987年和互联网泡沫崩盘的2001—2002年例外。所有能产生收入的资产，包括股票和房地产，以及其他的对于能产生收入资产的索取权（claim，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价值的上升，都被格林斯潘称为流动性的增加。他预言，通胀率的抬头，将导致美国和全球央行加息，在资产价格上升和流动性过快增加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风险也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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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格林斯潘预言的逻辑是：人口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全球储蓄和资本流向的变化—物价和薪酬水平的上升—通胀压力的抬头—长期利率的上升—资产价格的向下压力—经济增长率降低—金融风险增加。所有这一切，是格林斯潘给出的今后近1/4世纪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预言，这些最快可能在近几年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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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从他担任美联储主席18年来亲历全球经济演变的经验出发，将实体经济、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一种较有解释力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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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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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格林斯潘的分析方法中是可以注意到次贷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的，但是，格林斯潘对市场机制的信任，使他可能在2005年离任之前，无法对房贷市场正在积聚的风险做出及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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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对市场机制自我纠正的信心，让他对自己的货币政策的成就充满了谦虚。格林斯潘是华尔街出身，当年被任命为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他对自己的宏观经济学还曾感到有些底气不足。但表现在金融市场上，他对华尔街所倡导的“金融创新”的欣赏以及对监管的克制，显然使他在次贷危机之后，再一次成为被批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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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断言：“今天，监管这些交易基本上是依靠单个市场参与者对手之间的互相预警。每个贷出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股东，会时刻留意客户的投资仓位。监管者仍然会装模作样地监管，但能力已经大为收缩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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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认为，他18年来的央行的经历证明，行政性的监管越来越有限。“市场已经复杂得人类无法有效干预，最有希望防止危机的政策是那些保持市场最大灵活性的政策——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投资银行这些最重要的市场参与者，能自由地发出市场行为……对冲基金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目的是赚钱，但是他们的行为会消除市场的无效和不均衡，因此会减少稀缺储蓄的浪费。这些机构会为劳动生产率和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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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格林斯潘来说，不幸的是次贷危机暴发了，将已经退休的他再次抛入一场金融市场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旋涡中，即监管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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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2007年12月在北京中美第三次经济战略对话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时，称次贷危机是一次“创新过分”（Excesses of Innovation）。他说，在美国，监管永远跟在创新后面，而不是相反，“如果没有创新，美国就不会有近69%的家庭拥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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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用公平的尺度来衡量创新的分寸。他批评格林斯潘和保尔森，也没有放过伯南克。伯南克曾评论美国次贷危机：“市场纪律在一些地方被破坏，遵守审慎贷款程序的积极性已受影响。”克鲁格曼立即批评道，这是一个非常避重就轻的说法：“实际上，2005年前后爆炸式的‘创新式’房屋贷款，是不折不扣的一次金融灾难。”他指出，次贷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当房贷市场一片繁荣时，就要监管，而不是市场崩溃之后才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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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在回忆录中提出，“扩大房屋所有权所带来的好处”，支持不受监管的贷款。但次贷危机造成的后果是，房屋所有权并没有扩大。大量的次级房屋贷款发生在2004年到2006年间，但现在房屋拥有率已经退回到2003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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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不客气地说：“数百万个家庭可能丧失抵押品的赎回权，等到布什结束任期时，美国家庭住房拥有率将很可能低于他上台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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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估计，超过1 000万个美国家庭最终所积累的债务要高于他们房屋的价值，投资者的损失将会超过4 000亿美元。克鲁格曼称之为自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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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在自传中批判了凯恩斯，对亚当·斯密顶礼膜拜，对20世纪50年代主张放任市场经济的女作家安·兰德推崇备至。但克鲁格曼说，再没有更生动的例子，比这更能证明对手的经济信念是错误的了。克鲁格曼称之为“意识形态高于保护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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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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