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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估计，超过1 000万个美国家庭最终所积累的债务要高于他们房屋的价值，投资者的损失将会超过4 000亿美元。克鲁格曼称之为自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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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在自传中批判了凯恩斯，对亚当·斯密顶礼膜拜，对20世纪50年代主张放任市场经济的女作家安·兰德推崇备至。但克鲁格曼说，再没有更生动的例子，比这更能证明对手的经济信念是错误的了。克鲁格曼称之为“意识形态高于保护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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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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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着陆：同时下注最好与最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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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拜读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著作《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时值《福布斯》中文版进入中国正逢10年，如何总结过去的10年，展望未来10年？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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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意到彭文生对中国未来10年潜在增长率做出了两种预测，在不改革的情景下，将从十二五的7%～8%，经过十三五的5.5%，下降到2020年的5%。在改革顺利推进的情形下，上述数字分别为7%～8%，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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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高增长到缓增长的大转型，这股转型背后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什么？人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25～44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早已开始下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2年第一次出现下降，人口红利在2015年达到顶点，2025年左右人口总数达到顶点，约13.96亿。2025—2035年，中国工作人口将减少7 900万。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规模将会在下一个10年超过美国时，按照目前的生育水平，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在2030年比美国严重，那么未来中国和美国哪个会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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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转变成为这部著作最有力的分析支点，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中一系列最突出的特点。例如，2000—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高峰期，也正是中国城市化的高峰期。中国人口红利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起点更低，但高点更高，所以，收获的人口红利更大，而人口红利消失时，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也会更大。中国2.6亿农民工如何安身立命，将成为鉴别中国新一轮城市化真伪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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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口的奇迹，而中国经济中的一切麻烦，似乎也是人口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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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储蓄：生产者人数远远超过消费者人数，中年人口比例提高。 低消费：劳动力无限增长，压低了劳动力价格，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加剧了收入差距。 高投资：高储蓄也可转化为高投资需求，人口红利阶段呈现“过剩”经济特征。 贸易顺差：储蓄大于投资会导致贸易顺差。 资产泡沫：储蓄过多，再加上相对年轻的人口和高速增长的经济，会产生较强的风险偏好，推高资产的估值，可能产生资产泡沫。 房产泡沫：人口结构、高储蓄下的高风险偏好，以及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口结构变化与货币信用周期：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人口超过消费人口，都是经济进入过剩阶段的根本驱动力。日本和美国都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国是否也在经历同样的货币信用周期？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随着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刘易斯拐点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创新力下降，储蓄投资资本存量下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上升，资产价格下降，房价下降的压力增加，扩张的货币信用周期终结，甚至出现泡沫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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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并没有陷入“人口决定论”，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当代版的“马尔萨斯”世界。人口结构的转变在不同国家引发了相同经济转变的同时，在不同的制度下也会导致不同的命运。中国的人口与中国的制度结合起来，产生了人口红利的“盛宴”，但人口盛宴散去，会落下一桌“残羹剩饭”吗？彭文生看来，如果不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改革，这样的结局几乎宿命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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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当初中国选择改革开放释放了人口红利，制度的变革会帮助经济超越人口的命运。彭文生提出的政策路径为“新中间路线”，即在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需求与供给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尝试改革与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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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投资意味着什么？彭文生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我想中国未来10年从高增长到缓增长过渡，我们有理由对前景感到乐观，但也不能无视在这个漫长的着陆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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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改革能够推进，中国经济也可能会面临一次比较大的调整，不排除有可能严重程度至少接近于一次“硬着陆”，如债务危机、资产泡沫，尤其是房产泡沫崩溃，甚至交织着社会危机。由于经济增长降到8%以下，一大批粗放的传统制造业将无法生存，一批依靠廉价劳动力制造商品来出口海外的企业也无法生存，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难以管理好一个更加复杂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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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一个波动加剧的时期，对应“新中间路线”，一个最好的策略就是对冲风险，同时下注最好与最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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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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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世界》：寻求国际秩序新“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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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世界》最早出版于1957年，实际上是基辛格1954年在哈佛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他成名后，这本书成了一本战略与外交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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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7年期间担任尼克松与福特两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主宰了当时的国际外交舞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官与战略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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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看似史学的著作，写的是维也纳会议前后欧洲的外交，当时欧洲经历了长达2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列强合力打败了拿破仑，谋划与设计在欧洲重建长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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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在1814年11月到1815年6月间召开，由奥地利、俄国、普鲁士、英国主导，恢复统治的法国波旁王朝也以大国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是一场典型的宫廷外交，除了一些正式的工作小组和谈判之外，基本上都是在沙龙、宴会、舞会上进行。会议实现了欧洲大陆各大国对领土与边界的重新划分，形成了欧洲大陆强权之间的势力均衡。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还有一些欧洲的中等强国、小国和公国等约200个，以及众多城邦、宗教组织、各种利益团体，它们也参与了领土瓜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设计了欧洲的势力均衡，而天才般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用一系列的条约和精心安排的国家秩序，把欧洲大陆的均势“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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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开创了由大国主导与协调、小国参与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都受到维也纳会议及其建立起来的集体安全框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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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写作时，欧洲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美苏冷战之中，而拿破仑战争之后，通过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长达百年的欧洲和平，令基辛格试图从历史的研究中寻找到实现持久和平的原理。他认为，在本质上相互威胁的国家之间，和平并非是大国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大国之间势力均衡的结果。一旦均势体系建立起来，通过条约体系与外交手段，可以维护一个“合法”的国际秩序，防止成员国中出现“革命性”的国家外交，颠覆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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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认为政治家的使命就是维护稳定，大国之间会形成盟友组合关系，以调整各国之间变动的实力，而盟友关系也成为大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基辛格并没有谈到，国家的实力和抱负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由少数几个大国带领小国形成的结盟关系，也导致了全局性的系统性风险：它增加了大国之间利益协调的难度，体系内外交的灵活度越来越小，不安全感会自我强化，导致军备竞赛，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小国波斯尼亚事变引发，把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最终大国间的冲突引发系统性的全面战争爆发，欧洲百年的和平，被更大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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