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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人早年在广州黄埔跟洋人做生意，他们都是做轻资产的对外贸易。《南京条约》的签订废掉了广东十三行的公行制度，中国开启了自由贸易时代，加之两度发生大火，导致大量的贸易商人倾家荡产。不少商家子弟随洋商北上，到上海打拼。广东商人到上海后，被中国官吏盘剥，导致其以合股的名义，继续跟洋人合资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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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人在上海同洋人合资，加速了上海经济的繁荣。曾国藩的部队投入安庆会战后，上海每年为湘军贡献的军饷超过180万两白银。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感叹：“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金60万金，实为天下膏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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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鼎铭送抵安庆的密函中，给曾国藩传递了另一个重要信息，即广东商人跟江浙商人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利益群体。尽管江浙富商在太平军进入江浙后涌入上海，但他们跟洋人做生意需要通过广东商人，所以他们跟洋人的合作要远逊于广东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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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给家人的信中提到的每月60万厘金，事实上主要来源于江浙商人。广东商人因为卷入欧美商人的寡头政治中，曾国藩这样的地方大员很难将广东商人掌控在自己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美商人涌入上海，在上海租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财阀政治集团，他们也成为这个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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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鸦片战争的幕后推手，沿着大江大河北上扩大其经营范围是怡和洋行的奋斗目标。到了上海，怡和洋行为了保住商业领袖的地位，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就经常操纵其他洋行将怡和洋行的行东选为工部局的总董。以怡和洋行为首的财阀们通过控制政府机构，进一步牟取更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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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成为政府官员的也有，当初的上海道台吴健彰，早年是个鸡贩子，后来做国际贸易，成为广东十三行中同顺行的老板，人称“爽官”。鸦片战争后到上海做生意，后来花50万两白银买了一个道台的宝座，一下子从卑贱的商人变成了大清帝国的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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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彰花大本钱买官，自然就要从官场、商场上找补回来，贪污腐败成为必然。可惜吴健彰的官瘾还没有过，小刀会就在上海闹起义，吴健彰就计划联手洋人剿灭起义军。因为他发现，一旦起义军占据了上海，那么洋人跟自己都将完蛋。洋人做生意跟自己不一样，他们身上有着的不仅是一官半职，还代表着他们的国家，所以说跟洋商联手，剿灭起义军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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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平军猛攻上海的时候，以唐廷枢、徐润为首的广东商人在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中舒舒服服地做生意。而以钱鼎铭、庞钟璐为首的上海士绅则一下子成为了太平军打击的重点。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等人一时惊慌失措，不过，他们了解到恭亲王奕䜣跟英国人正在做战舰采购生意，如果英国人这个时候跟太平军联手，那么恭亲王的那一笔生意以及《北京条约》就将成为空谈跟废纸。江浙财团决定冒险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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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兵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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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江浙财团冒险的理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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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要推手，现在正在上海担任驻沪领事。他在黄州府跟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因为进攻武汉问题洽谈得并不愉快，他肯定也不想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北京条约》成为废纸，加上欧美商人为了防止太平军烧杀抢掠，已于1862年1月3日组织了“西人会防公所”，这个时候巴夏礼完全会答应联手中国商人进行会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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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月13日，上海中外会防局成立。附属于西人会防公所的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等人入局听命。上海中外会防局下设11个分局。[20]各个分局负责向总局提供情报、筹措军费、供送粮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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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很快就送到了曾国藩的案头。广东商人已经依附洋商旗下，因为自己拒绝了庞钟璐等人的请求，江浙财团立即倒向了洋人的怀抱，尤其是倒在了巴夏礼的脚下。更令曾国藩怒不可遏的是，上海中外会防局还制订了三大军事行动计划：“复宁波以树声援”“乘空虚以取苏州”“会曾兵以攻南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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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财团跟巴夏礼联手，将军事行动计划都给曾国藩做好了。如果曾国藩不答应江浙财团的借师助剿的计划，那么将面临每月60万厘金的损失，湘军的军饷跟后勤保障就会出现大问题，安庆造枪、造炮、造船的军事工业改革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更重要的是，洋人可以通过“以华制华”的策略，假江浙财团组建军队，向江浙腹心地带扩张，湘军辛辛苦苦跟太平军鏖战十年的战果都将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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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枪杆子决定钱袋子，钱袋子决定改革命运的时刻，曾国藩选择狙击巴夏礼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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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出兵上海。曾国藩命令李鸿章按湘军模式改编庐州一带的团练，名曰“淮军”。由合肥的张树声约集了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张遇春等团练领导人，在皖北招募，先后编成了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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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诸营在两个月内陆续成军开至安庆。1862年2月22日，淮军各营在安庆北门外集合，由曾国藩跟李鸿章检阅。清一色的新建淮军让曾国藩很是担心，一旦到上海被一击即溃，那自己将彻底失去江浙财团。曾国藩当天拨出曾国荃的开字两营、薛焕的林字两营、陈士杰的熊字一营和垣字一营划归淮军，自己的两营亲兵充任李鸿章的亲兵。淮军一下子成为十三营6500人的庞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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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出兵上海令江浙财团立即兴奋起来，面对太平军海上的重重封锁，江浙财团决定帮助李鸿章海渡淮军。1862年3月28日，钱鼎铭带领一帮江浙财团人员，驾驶着从英国商人那里租借来的21艘商船，分三路悄然抵达安庆。4月5日，第一批淮军从安庆坐船出发，到6月初，李鸿章的6500人全部运抵上海。曾国藩的兵渡上海滩行动令北京的恭亲王如芒在背，北京跟安庆之间一场更大的较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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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你唱双簧，我将计就计：曾国藩和奕䜣的钱袋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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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再奏购买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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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2月19日，朔风漫卷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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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跟李鸿章正在调兵遣将，上海滩的士绅正在商议租借英国商船运送李鸿章的军队到上海。就在2月19日这一天凌晨寅时初刻，议政王大臣奕䜣走进了朝房，在等待寅时三刻的这短短30分钟里，奕䜣时不时摸摸马蹄袖里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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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的马蹄袖里除奏折外还有两封书信，一封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信函，一封是江苏巡抚薛焕的信函。赫德在信函中提道，只要大清帝国在各个通商口岸征收鸦片税，每年可增收数十万两白银，用这笔钱来购买战舰绰绰有余。赫德在信中还详细罗列了采购清单：轮船、鸟枪、火箭、大刀、水手和兵丁，三个月开销总计至少110万两白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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