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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北上进入天津的时候，崇厚以长芦盐运使的身份，一直在天津协助僧格林沁跟鬼佬战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直在前线战斗的崇厚成为奕䜣的亲信，至此仕途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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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为了将崇厚培养成帝国舰队的掌门人可谓煞费苦心。1860年10月22日，奕䜣在北京给咸丰皇帝写了一封保举信：“适有二品顶戴长芦盐运使崇厚……察看该司办事勤能，堪以差委。”[24]就这样，崇厚成了奕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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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2月24日，奕䜣又为其请功：“因候补京堂崇厚熟悉夷情，札饬随同恒祺等前赴夷营，面与该酋申定条约……二品顶戴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应如何给予奖励之处，出自圣裁。”尽管咸丰皇帝之前认为崇厚“人非出色”，[25]但是既然奕䜣都这么说了，咸丰皇帝只有下发圣旨：“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赏给侍郎衔。”[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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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并不出色的崇厚，因为在天津没法逃走，只有跟着僧格林沁与洋人斡旋，留在北京的奕䜣自然对这样战斗在一线的人亲近。在动荡的大时代，崇厚跟着沉稳睿智、胸怀天下的奕䜣，也就借此走上了动乱时代的康庄大道。奕䜣的一封保举信，皇帝的一道圣旨，崇厚就一跃成为副部长级别的帝国高级官员，品秩为从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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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2月，奕䜣主导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这个相当于外交部的衙门成立之后，分设南北口岸通商大臣。身为奕䜣的亲信，崇厚首任三口通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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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掌权的总理衙门在皇帝眼中只是个临时办差的对外衙门，可奕䜣不这么想，从《南京条约》签订后，洋人的胃口就一直没有得到过满足，天下通商成为必然，总理衙门注定会成为帝国步入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果说军机处是主导内政的权力中枢，那么总理衙门就是主导外交的第二权力中心。奕䜣将崇厚推到了窗口看门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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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海军舰队这个梦幻般的设想，在奕䜣心中是一定要成为现实的。崇厚就成为了奕䜣的执行者，从一开始奕䜣有了想法，到跟赫德具体磋商舰队的组建、军备的筹办等，都是由崇厚在前台操办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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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提出组建海军舰队之后，所有的圣旨、上谕、军机处文书中，都在强调曾国藩等地方大员要挑选精兵强将进行操练，一旦英国战舰开到中国海域，训练有素的中国水师官兵就可以立刻开着帝国的龙旗舰队直取南京，彻底剿灭盘踞在南京的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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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帝国海军舰队是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拱卫皇权的筹码，更是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掌握军事力量、维护政权安全、主导国家经济改革的护身符，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将帝国海军舰队交给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指挥。崇厚，这个奕䜣的理想人选，就在李鸿章渡兵上海滩的前夜，已经将手伸向了统辖四省兵马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钱袋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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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2月5日，崇厚函请总理衙门调拨两三艘轮船到天津备防。崇厚在给总理衙门的函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北洋军事区域的概念：“现在海防紧要，本地防费已属不轻，若再筹雇轮船，力有不逮。且北洋辽阔，既欲防守海口，又欲出洋巡哨，必须两三艘方可。可否将所购轮船，分拨两三艘来津，以为防剿之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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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厚开口跟总理衙门要战舰，这是奕䜣组建帝国海军舰队行动以来，北洋第一次提出要瓜分部分战舰，并且将其编制成为北洋舰队。帝国舰队计划购买大轮3艘、中轮2艘、小轮5艘。尽管崇厚在信函中没有狮子大张口，但两三艘已经不是小数目。天津作为京畿重地，是海路上通向北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奕䜣完全可以以拱卫京畿为借口，将大轮全部划归崇厚掌握的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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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舰可不是打鱼船，精良的火器、一流的炮手、强壮的水手，这些都是要花银子的，当然，战舰本身的维护保养更是常年需要银子的。崇厚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不仅要战舰，还要军费。这是一件令帝国财政部头痛的事情，地方督抚们现在以战争为借口，将大量的商业税留在地方，财政部没银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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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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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急，这事儿不用奕䜣操劳，大清帝国最有钱的地方莫过于江南，因为太平军跟帝国军队一直在江南进行拉锯战，其实争夺的就是江南税赋。但是上海滩的商业贸易现在已经超越了广州，上海也成为了帝国最大的贸易港口，管辖上海的江苏巡抚那里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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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经费，由苏抚筹给，庶免支绌。”这就是崇厚给总理衙门信函中提出的军费解决办法，北洋是京畿重地，商业没有江南发达。为了帝国的安危，让江苏巡抚筹集北洋军费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崇厚的逻辑。江苏是两江总督驻地，曾国藩将太平军剿灭之后，是要移师南京的，江苏给北洋舰队筹集了军费，自己的军队难道解散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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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收到崇厚的信函后，一出赤裸裸的双簧大戏就开场了。总理衙门动作非常迅速，四天后就给崇厚回函：“现在天津海防吃紧，务望赶紧筹备款项，或买或租。倘所费甚巨，即可奏明税项动拨，不必拘泥，须量事之缓急轻重，以期于大局有裨为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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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给崇厚的回函意思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让崇厚赶紧筹款自行买或者租轮船。回函中没有明确说崇厚筹款必须要在天津地界儿上筹，意思就是可以找江苏巡抚薛焕要嘛。奕䜣如此回函，意在提醒曾国藩，汉族武装集团只是王室的一枚棋子，棋子要听从棋手安排，海军舰队作为帝国海上生命的筹码，北京自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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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跟崇厚的双簧戏对于曾国藩、李鸿章正在谋划的上海防务简直就是釜底抽薪，崇厚若真从薛焕手里提走了银子，那浩浩荡荡的湘军就要喝西北风了，更别说争夺海军舰队的控制权了。安庆的国有军工企业也将断粮断炊，徐寿跟华蘅芳一肚子的学问，也只有烂在肚子里了。宿松联盟消失之后，曾国藩的改革谋划第一次遭到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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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图谋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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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簧戏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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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将崇厚的信函给同治皇帝汇报后，同治皇帝知道这是六叔的人，还不等英国战舰开到大清帝国海域，就立即给江苏巡抚薛焕下了一道圣谕，强调北洋防务紧要，让薛焕加紧在上海买船，具体的费用由广东、福州、厦门、上海多处关口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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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的上谕中告诫天下：“闽粤两海关所筹银两，现已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文各省，办事洋药票税，俟征有成数，即为归补各关之款，以昭严实。”[29]为了组建北洋舰队，大清帝国将粤海关跟闽海关的关税调拨到北洋，那么这两个地方应该截留的军费，只有总理衙门发文各地通过增收鸦片税的方式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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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关的关税呢？挪了白挪，同治皇帝在上谕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及要归还两江应该截留的军费问题。上谕的结尾，同治皇帝还告诫军机大臣以及各省督抚，事关海疆要务，大家要协力同心，迅速办理，不得有个人意见，更不能推诿拖延，以免贻误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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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的防务一下子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从南方战区抽调大量进出口关税，这令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颇为尴尬。北洋为京畿重地，这当然是清政府执政集团对汉族武装集团釜底抽薪最好的遏制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崇厚执掌的北洋舰队先富起来后，会成为帝国海军舰队真正的主人，南方的汉族武装集团即便有满腔的热血，也只能听命于清政府执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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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钱袋子对于清政府执政集团来说，是掌握枪杆子的关键，而曾国藩的枪杆子比福建跟广东方面厉害得多。上海从鸦片战争之后就成为帝国最大的贸易中心，江海关富得流油，每个月有上百万两银子入账，这笔钱本应上交帝国财政部，因为江浙战火不断，才留给了曾国藩他们。现在十万湘军浩浩荡荡向江浙推进，如果不收紧曾国藩的钱袋子，安庆的军械所规模扩大后，汉族武装集团的枪杆子就是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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