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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士与留洋商人终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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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留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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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9月的一天，一位大辫子书生穿越刀光剑影，直奔两江总督府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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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坐在白虎节堂，旁边的茶杯还缭绕着雾气。这是一位从太平军占领区来的书生，曾国藩急切地希望看到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读书人，不，现在是个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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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将校将书生带进了白虎节堂，曾国藩很是诧异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大辫子拖在笔挺的西装上，这样的装扮曾国藩见识过，也只有留过洋的人才会这样穿衣打扮。战乱让这位书生的脸上多了一分沧桑，书生很绅士地弯腰向曾国藩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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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这位书生令曾国藩五味杂陈。是的，这位拖着大辫子、穿着西装的书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耶鲁大学留学生，也是耶鲁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生容闳。容闳归国背后，有着一个令大清帝国，甚至中国今后上百年都维系着的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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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容闳，在7岁那一年跟随父亲到了澳门。他进入了一所西方人兴办的私塾学校。容闳的父亲在村子里只是个一般的农民，但是香山县有很多人跟洋人做生意，容闳的父亲自然也就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习一门洋文，将来能够跟洋人打交道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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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进了私塾，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进入的学堂实际上是一所女校，自己上课的班级是这所女校的男生班，也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男生班。事实上，容闳上的学校只是一个预备学校，在这里上完课之后，还要去马礼逊学校。马礼逊学校由基督教新教派旗下的“马礼逊教育协会”创办，“马礼逊教育协会”是为纪念第一位到中国的英国基督教新教派传教士马礼逊而成立的，容闳上的预备学校也是该协会拨款兴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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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学校的校长正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新教徒沃恩斯托。尽管这位校长是一位女人，可是她跟两个在大清帝国赫赫有名的男人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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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沃恩斯托小姐跟随两位斯密斯家族的女人来到东方。1834年3月，沃恩斯托小姐跟一位名叫郭士立的普鲁士人结婚，当时的郭士立是伦敦宫廷一位了不起的间谍，跟李泰国的父亲是莫逆之交，在广州办了一份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成为欧美鸦片贩子在大清帝国的舆论阵地。郭士立甚至亲自撰文，狂骂大清帝国是一只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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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恩斯托小姐还有一位很牛的表弟，那就是令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头大的巴夏礼。容闳在进入预备学校的第三年，郭士立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办公地搬到了新加坡，因为那个时候郭士立为了配合马地臣他们在伦敦请战，在报纸上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两广总督一怒之下加强了对洋人报纸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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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报人郭士立的激进将给沃恩斯托小姐的学校带来致命的打击。到了1839年，随着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占据大清朝廷舆论上风，大清帝国跟英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容闳上的预备学校关闭，自然也就无法再上马礼逊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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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的老婆沃恩斯托小姐对容闳可是念念不忘，因为这个小孩子太聪明了。1843年，马礼逊学校在香港摩理臣山开课。沃恩斯托小姐让容闳回到了马礼逊学校，并成为当时的校长美国人布朗牧师（S.R.Brown）的学生。1847年1月4日，容闳在布朗的带领下坐上了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亨特利思”号运茶帆船，远赴美国求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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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在布朗牧师的游说下，乔治亚州的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anh, Ga.）答应资助容闳上学，容闳成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位留学生。[2]1854年，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毕业典礼那一天，耶鲁大学的毕业礼堂人满为患，他们就是想一睹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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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毕业之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起义已经三年，战争席卷了帝国南部。那一天，容闳的同学们在他的毕业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愿你回归天朝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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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3]耶鲁的校友们对遥远的太平军革命寄予了厚望。那个时候正是曾国藩在湖南前线血战太平军的第一年，容闳带着耶鲁同窗好友们的祝福，于1854年11月13日登上纽约海萨公司帆船“欧利加（Eureka）”号启程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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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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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风浪，险象环生。容闳带着耶鲁大学的荣光和一腔热血，奔向他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年迈的爹娘，还有同学们寄予厚望的民主共和国。尽管在美国留学多年，容闳骨子里还是流淌着封妻荫子的封建血液，他希望利用毕生所学，找到一份好工作，更重要的是结交达官贵人，最好是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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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3月15日，“欧利加”号驶进了黄埔港，容闳回到了广州。当时的广州已经没有百年前的荣光，大量的商人涌向上海滩。那个时候的广州城血雨腥风，两广总督叶名琛从英美两国的军火商手上，购买了大量的西洋火器，用来对付天地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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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容闳一进入广州城，就遇上叶名琛在广州大开杀戒，将75000名投降的所谓的“粤匪”的人头一颗颗砍下来。广州城血流成河，血腥之气弥漫在城市上空，久久难以飘散。“时方盛夏，寒暑表在90度（32.2摄氏度）或90度以上，致刑场四围2000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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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昔尼罗王的残暴行径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惨剧在容闳的脑子里不断地回荡，他绝没有想到在他的祖国，在他的眼前会发生比古昔尼罗跟法国残酷千百倍的暴虐。“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脑筋之中。”[5]刚从自由之邦归来的容闳悲愤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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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决定先在外国人的堂口观察一下帝国形势。经友人歇区可克的介绍，容闳结识了耶鲁大学校友、美国驻华公使派克博士。派克需要一名秘书，于是容闳成了驻华公使的秘书。当时美国人在大清帝国还没有什么势力，只能是跟在英法等欧洲列强的屁股后面，所以公使馆自然很清闲，加上每个月15元的薪水令容闳养家糊口都比较难。三个月后，容闳离开了耶鲁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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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留学生这个身份给容闳带来了不少的帮助，辞去了公使秘书后，容闳在《中国日报》（The China Mail）主笔蓄德鲁特先生（Andrew Shortrede）的介绍下，很快就在香港审判厅谋得了翻译的职位。当时的香港已经是英国人的天下，容闳企图考取大律师执照，这让一大帮英国籍的律师恐慌。容闳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平息不了英国人的猜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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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在香港审判厅的日子是没法继续过了，只能辞职而去。那个时候，容闳的马礼逊学校校友、香山县老乡唐廷枢正在香港政府担任翻译。唐廷枢可没有容闳那么老实，在给香港政府工作期间，同时开了两家当铺，还经营一家叫“修华号”的棉花行，跟怡和洋行进行大宗的棉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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