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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迪佛立的鉴定并没有让李鸿章安心，因为马格里之前就说了，英法人在军火方面没有诚信。士迪佛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职务是侵华陆军旅长，他能坐上驻华陆军司令的位置，可是由大清帝国无数将士的头颅铺就的。士迪佛立走后，李鸿章决定跟太平军交火的时候试用一下，没想到自己造的炮弹威力跟洋枪队的炮弹一样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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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里在破庙里仿造出了威猛的炮弹，这让李鸿章扬眉吐气。他立即授权马格里，让他招募工人，并在松江县的那所破庙里筹建上海洋炮局。也正是因为上海枪炮局，才让曾国藩、李鸿章这一对师生的关系更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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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洋炮局的并购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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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里带领50名工人在破庙里忙活了4个月，于1863年4月成立上海洋炮局。上海洋炮局一成立，马格里就招募了大量的从英法军队退役的洋人，因为这些人对军火相当熟悉。为了规模化生产，马格里还从香港购办了造炮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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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里对李鸿章可谓忠心耿耿，甚至向李鸿章提出申请，要加入大清帝国国籍，这让李鸿章很诧异，也很为难。因为之前华尔三番五次要加入帝国国籍，江苏地界上的官员也接二连三跟皇帝汇报华尔移民的事情，可是华尔到死都不改服剃头。马格里会听紫禁城的话吗？洋人移民大清帝国，闹不好还会惹出国际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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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军工事业可不想豪赌在马格里一个人身上，他将自己的心腹爱将韩殿甲从战场上抽调回来，这位官至正三品参将的韩殿甲对军火制造技术有一定了解。李鸿章给韩殿甲下令，一定要带领中国工匠认真学习洋人的手艺。很快，韩殿甲带领的中国工人掌握了造炮技术。上海洋炮局第二分厂成立，韩殿甲担任二炮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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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殿甲的成功刺激了李鸿章，他认为扩大规模成为必然。李鸿章又想起了自己在曾国藩幕府的老朋友丁日昌。这位被惠潮嘉道李璋煜赞为“不世之才”的卢陵知县于1861年入曾国藩幕府，后来被派到广东征收商业税。丁日昌到了广州，发挥通晓西洋火器的专长，造出了2000多颗炮弹，在广东地界名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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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曾国藩的幕僚，丁日昌被李鸿章调到上海，摇身一变成为淮军的干将，这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因为丁日昌去广州征收商业税就是为湘军筹集军饷的。丁日昌到上海后，李鸿章立即让他组建上海洋炮局第三分厂，并让他担任三炮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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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洋炮局规模扩大之后，马格里又瞄上了阿思本舰队的基础设施，因为阿思本舰队有一套制造、维修军火的机器设备，包括蒸汽锅炉、化铁炉、铁水包和各种机床等，号称“水上兵工厂”。阿思本他们是不可能将这座水上兵工厂搬回伦敦的，他们要么卖给欧美其他国家，要么卖给大清帝国的邻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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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俗语：不为良医便为宰相。马格里没做成良医，到了中国却拥有了一肚子的政治斗争才能。马格里跟李鸿章分析，阿思本他们为了急于变现回国，很可能将工厂就近卖给中国人，最有可能卖给的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买下后肯定要在上海设立分厂，然后让安庆军械所跟上海的水上兵工厂遥相呼应，那样一来，北京政府就可能从国有资金运作成本考虑，让已经集团化的安庆军械所出面吞并上海洋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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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听，觉得马格里的想法很有远见，立即找到阿思本，商洽买下他们留下的这座水上兵工厂。李鸿章已经率先一步跟阿思本他们谈判了，这让远在安庆的曾国藩鞭长莫及，只能眼睁睁看着阿思本舰队留下的水上兵工厂成为上海洋炮局的家当。1864年1月，李鸿章买下了水上兵工厂的所有设备，以扩充洋炮局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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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阿思本舰队留下的兵工厂，李鸿章的军事工业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上海洋炮局成为大清帝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并具有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企业。上海洋炮局的生产能力也突飞猛进，每周能生产2000发左右的枪炮弹及其他一些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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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很快发现，上海洋炮局的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当初李鸿章从欧美军火投机商手里采购一枚12磅的炮弹要30两银子，现在不超过3块银元，成本一下子降低了十倍。李鸿章对此相当地开心，连续两次奏请清廷，援予马格里三品顶戴，并加道员虚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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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洋炮局的快速扩张与并购，使曾国藩明显感到安庆军械所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因为从上海滩解送到安庆的商业税、关税越来越少，李鸿章将大量的银子都砸到了自己的军工企业中。1864年7月底，李鸿章给同治皇帝提交了一份淮军的财务奏折，这份财务奏折详细披露了淮军学习西洋练兵、制造军火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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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呈御览”的财务奏折显示：1862年5月起至1864年7月底止，支付英法军官教练工资313390两；购买西方军火911582两；置买租雇各项轮船207326两；西洋炮火各局置买器具料物和雇用中外工匠等支付177912余两。淮军集团为学习西洋练兵跟制造军火，两年里一共支出了1610210两白银。按照当初曾国藩的判断，上海的财政收入可以贡献军费60多万两白银，李鸿章显然将上海的财富透支耗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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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到了上海后，跟美国罗素公司（Russell&CO.）的工程师约翰·哈司金（John Hawkins）达成了机器采购协议。约翰·哈司金跟容闳商议，自己先回国绘制机器跟未来机器厂的图纸，等容闳资金筹集齐了，那个时候美国的机器也就可以交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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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采购协议达成了，李鸿章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上海道跟广东财政厅要分担6.8万两白银，也就是说上海道至少要拿出3.4万两白银。这对当时正在谈判购买阿思本舰队的李鸿章来说，简直就是釜底抽薪。李鸿章发现，在上海逗留的容闳跟广东商帮往来密切。一番琢磨后，李鸿章决定先下手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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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倒霉的五品官，受牢灾又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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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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骷髅会，容闳选定的一条入美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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骷髅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亨廷顿·罗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是容闳的校友，他有位堂兄叫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l）。塞缪尔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商人，也是旗昌洋行的老板。旗昌洋行前身为罗素公司（Russell&CO.），用广东话叫赖素洋行。塞缪尔尽管只是一个商人，可是他出生在显赫的罗素家族，该家族跟美国政坛关系密切。威廉当初联手老同学阿方索·塔夫脱（Alfonso Taft）组建骷髅会的时候，堂兄塞缪尔已经成为旗昌洋行的大老板，在中国沿海大肆走私鸦片，跟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塞缪尔在十几年里就家财万贯。当时，威廉的骷髅会刚刚组建，塞缪尔将在中国贩毒赚取的银子用来大力赞助堂弟威廉的骷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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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找到旗昌洋行，一方面跟威廉是校友，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跟广东商帮有着密切的关系。旗昌洋行成立之初的两个股东都是美国驻广州领事。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首富、怡和洋行老板伍秉鉴的两个美国干儿子福布斯兄弟，凭着伍秉鉴的巨款，成为旗昌洋行的大股东，其中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还是旗昌洋行的经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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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州商人、吴松道台吴健彰更是帮助旗昌洋行将9名生丝商、茶叶商拉入其旗下的轮船公司，为旗昌轮船贡献了三分之二的资本金，成为旗昌轮船的股东。到了1862年，身为道台大人的吴健彰同时兼任旗昌轮船的买办。约翰·哈司金到上海，就是从美国运送旗昌轮船的第一批轮船过来，旗昌轮船后来成为大清帝国航运工业最大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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