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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走进了两江总督的大门，曾国藩“为之咤叹忧愤”！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皇上倚重老师您保障北方，剿灭捻军，而我是安徽人，属于总督管辖的地盘，按照规矩是需要回避的。现在湘军裁了，如果老师需要调集军队，以您老的威信，淮军将士焉有不听调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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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曾国藩手上的精锐已经裁减，剿灭捻军的严令已下，谁能带兵剿灭捻军。李鸿章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调拨三十三营17000人让曾国藩指挥，一举掐断了左宗棠跟沈葆桢的湘军北上路线。李鸿章后来陆续调集6万人马北上，淮军集团大举向北方扩张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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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统率着李鸿章的淮军，发现淮军之中门阀森严，各营将帅姻亲关系复杂，以刘铭传为首的淮军将士根本就不听调遣，尽管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淮军依然被李鸿章操纵。李鸿章操控淮军令曾国藩忍无可忍，他给李鸿章写信发火：“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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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信函，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写给心腹潘鼎新的信函中牢骚满腹。因为淮军将领向他控诉，曾国藩裁撤湘军的时候保留了精锐将校，湘军的将帅根本看不起淮军。李鸿章在信中抱怨：“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45]曾国藩遭遇淮军将领掣肘，上海洋炮局的长枪大炮在前线成了摆设，李鸿章决定联手侍读学士陈廷经，利用唐廷植的铁厂抓住工业改革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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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京官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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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经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从编修一直混到内阁侍读学士的高位，现在是掌管北京南城刑狱的司法大员，同时还掌管四川的检察院。陈廷经尽管是寒窗苦读的八股进士，可是他对欧美的工业化非常了解，在京城因敢说真话而名声大噪。李鸿章跟陈廷经在道光二十四年同时参加科考，遗憾的是李鸿章落榜，未能与其结同科联谊。陈廷经经常在紫禁城给皇族子弟讲课，跟爱新觉罗皇族关系密切。李鸿章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陈廷经这样开明的高级京官，是一条通往大清帝国权力核心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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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给陈廷经写了一封信，说国家要自强，就要推行军事改革，那种大刀片子的冷兵器时代已经结束，一定要兴办大清帝国自己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在信中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但是以前每次言及改革，都会遭遇保守大臣的阻挠，久而久之封疆大吏们都不敢提及改革。李鸿章鼓动陈廷经说：“您是朝廷重臣，身处帝国机要，天下大事还望向皇帝一一陈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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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经被李鸿章的一番溜须拍马给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他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军事改革奏折，说现在帝国海军部队纪律松散，根本没法打仗，应该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统一筹划海军布防，置造外洋船炮，抵抗欧美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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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军事改革，装备精良的武器只能扬威一时，尤其是在农业化体系中，没有工业化的后期保障，仅凭全面军事装备采购是难以真正在战场上占据主动权的。李鸿章相当清楚，大清帝国的军事改革中，海外军事采购不能满足帝国的军事现代化改革，只有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才能真正在武器弹药、军事后勤保障方面提供全面的支持。在李鸿章的鼓动下，陈廷经刻意将“购置外洋船炮”改成了“置造外洋船炮”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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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造”二字一方面是堵住拿来主义者之口，因为“置造”中有一部分是需要从欧美购买的，一方面是要为自己在上海大搞军事工业埋下棋子。陈廷经的奏折递上去，皇帝就下令让曾国藩、李鸿章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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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剿匪前线焦头烂额，安庆的军事工业自然也就停顿了下来。安庆是一座军事化的城市，当湘军进入之后，大量的资金拨款涌入，在没有任何内生性逻辑的前提下，安庆迅速膨胀为一座军工城市。安庆城的繁华泡沫，随着湘军的出走快速凋零。资金、人才、交通运输都成了安庆军械所发展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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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还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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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曾国藩的军事工业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安庆军械所搬迁到两江总督府驻地——南京。曾国藩此时哪里有心情谋划更大的军事工业计划，可李鸿章不同，他自然不会放过谋划好的机会，利用好丁日昌这枚上海滩的棋子就是他大展拳脚的时候。抓捕唐廷植之前，丁日昌就为李鸿章的军事工业大布局进行了资本积累，抓唐廷植就是要让广东商帮乖乖地站到李鸿章一边，成为李鸿章改革的资本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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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旗记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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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李鸿章要通过唐廷植彻底抓住大清帝国军事工业改革的话语权，包括曾国藩手上已经拥有的。丁日昌给唐廷植开出了一个自由的条件，那就是去跟美国的旗记铁厂（Thos Hunt&Co.）进行谈判，并且以最低的价格将其收购。唐廷植到现在才算明白自己被抓进来就是丁日昌设下的一个圈套，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收购旗记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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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惦记旗记铁厂已经很久了，这家铁厂的老板美国人汤姆·詹姆士·福尔斯（T.J.Falls）在上海滩人缘不好，经常跟英国人发生商场上的冲突，生意自然做得一般般。不过旗记铁厂能够造出美国最先进的火炮，而且这家铁厂的大股东——旗记洋行在上海滩有码头，在广州黄埔港还拥有船坞，能够造出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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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记铁厂的大股东——旗记洋行早在1842年就跟大清帝国做政府采购生意了。当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从旗记洋行购买了一艘排水量高达900吨的“甘米力治”号商船，装上34门新式炮，将其改成一艘战舰。后来林则徐又以此仿造了两艘25吨欧式双桅纵帆船，建造一艘小型蒸汽机明轮船，加上许多艘帆船，组成大清帝国第一支新型海军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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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改战舰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欧美政府的严格管制，旗记铁厂卖给林则徐的商船也是二手货，是从英国人手上买来的，所以，之后旗记洋行的生意一直遭遇欧洲封杀。尽管福尔斯领衔的旗记铁厂能够制造出开花炮，却依然难以突破武器禁售规定跟大清帝国继续做生意。李鸿章到上海前，两江官场就跟福尔斯进行了接触，希望能够买下旗记铁厂，当时福尔斯开价10万两白银，这让两江官员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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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斯是个技术出身的管理者，没有学会商场上的圆滑，卖铁厂的时候跟欧美商人一样，凡是政府官员来谈生意，价格一分钱不少，民营商人就另当别论。在丁日昌抓唐廷植之前，没有商人敢出面跟福尔斯洽谈收购，一方面是旗记铁厂生产枪炮，帝国商人没有特别许可证，造枪造炮视同谋反，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打旗记铁厂的主意，谁敢跟政府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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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已经成了两江地盘真正的主人，淮军集团的兵力已经超过了7万人，尽管曾国藩统率着大量的淮军在前线剿匪，可是淮军将校真正听命于李鸿章。剿匪前线的曾国藩甚至在军饷供给方面都要看李鸿章的脸色。唐廷植很快了解到，江苏在京官员曾控告李鸿章征收粪桶捐，可是北京朝廷听李鸿章的诡辩之后，反而严厉批评江苏京官等“假公济私，要誉乡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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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植决定听从丁日昌的建议，跟旗记铁厂的福尔斯进行谈判。唐廷植“历游外国多年，熟悉洋匠”，[48]跟福尔斯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谈判，终于将10万两的价格给砍到四折。能够制造开花炮的军工铁厂只要4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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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这次收购资金筹集的是丁日昌，可是4万两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丁日昌不可能挪用李鸿章克扣曾国藩的4万多两白银，那可是李鸿章从100多万两中一点点克扣下来的。曾国藩在剿匪前线行动迟缓，北京政府下令李鸿章剿灭捻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怎么能够动用李鸿章手中的银子收购旗记铁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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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一次在上海收购旗记铁厂，是大清帝国兴办国有企业以来第一次收购外资企业，可谓开大清帝国国际并购之先河。丁日昌导演的这次国际并购是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也是李鸿章奴化广东商帮的试金石。丁日昌告诫唐廷植，有官衔之人收受贿赂在大清帝国严重者是要杀头的，如果能够掏出一笔银子，将旗记铁厂买下，那么李鸿章大人可以向皇帝求情，以“报效军需”之名进行赎罪。[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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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的圈套已经十分露骨，唐廷植还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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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的大佬们已经将丁日昌导演的这一出杀鸡儆猴的把戏看得清清楚楚。在专制的国家，商人如同政客的衣服，冷的时候拿来穿上，不需要的时候脱掉。在权力之下，万贯财富也不如一只政客厨房里的蟑螂。4万两白银事小，广东商帮未来在上海滩立足事大。唐廷植选择了被蹂躏，跟两名副手联合出资4万两白银，帮助李鸿章将旗记铁厂连同原材料一起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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