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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奏折一开始大讲改革的苦难，甚至提出上海洋炮局的那些机器尽管价值万金，但是缺的机器还很多，只能量力不断添置。关于军事工业的设备问题，李鸿章现在已经盯上了曾国藩。曾国藩如今在剿匪前线，李鸿章不能明目张胆地让皇帝将曾国藩的资产划拨给自己，只能先从价格等问题说起，说曾国藩委托洋人采购的机器成本太大，根本就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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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说，海外采购增加成本的同时，还要派人去海外学习，等学成归来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欧美工业并非全是为了军工，民生日用品也已经工业化了。数十年后，大清帝国的民用工业也一定兴盛，那个时候商人可以用制器之器追求更大的利益，到时候国有跟民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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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言外之意是提醒同治皇帝，大清帝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集中优势，通过国有资本控制的军事工业开始，不要太过分散资源。一旦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失去了主导地位，等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即使铜钱火器这样的生意他们也会涉足，那个时候国家想要禁止都会很难。李鸿章在上海眼巴巴看着广东商人、江浙商人依附在欧美商人名下做各种生意，一旦华商跟欧美商人合资造枪造炮形成规模，就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到时想管都没法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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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5]为了大赶快上，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不若就近海口，直接买洋人要卖的铁厂机器，只要价格谈好，可立即进行生产。在技术方面要学习欧美人的长处，将欧美人的技术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这一思路被总理衙门以及改革派人物采纳，并上升到大清帝国改革模式：师夷长技以自强。李鸿章自然盯上了容闳去美国采购的最新机器，因为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的经济重心开始转移，美国的机器已经达到全球技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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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向同治皇帝建议：“曾国藩采办西洋机器，到沪后，应归并臣处措置”。[6]李鸿章直接让皇帝划拨曾国藩的军工资产，一方面是容闳采购机器的款项中，有2万两白银是李鸿章筹措的，如果容闳的机器被他人调走，那么李鸿章自然就是给他人做嫁衣。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接班人左宗棠在杭州一直捣鼓轮船，还从洋枪队中挑选了懂枪炮制作的人，充当闽浙总督幕僚，左宗棠一旦提走容闳采购的机器，那他开办的军事工业将得到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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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少不更事，对李鸿章的长篇奏折不知如何安排，慈禧太后对军事工业改革也是一窍不通。李鸿章的奏折被推来推去，同治皇帝琢磨了十天，只在奏折上写了一句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御批的这句话应该是慈禧太后的主意，明明是自己拿不了主意，又不好意思直说，只能让奕䜣管理的总理衙门去办。慈禧太后刚刚免掉了奕䜣议政王的乌纱帽，又不好意思说让奕䜣去办，只能批示让总理衙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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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知道，可不仅仅是知道而已，李鸿章的军事工业改革大计早在咸丰皇帝时期就提出了，一直是奕䜣在领头。奕䜣现在虽被挤出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权力核心，强国的改革还是要继续推行下去的。唐廷植做梦也没有想到，丁日昌算计自己的背后，犬牙交错的政治博弈跟经济改革远谋已经直通紫禁城，自己的消灾交易成为了大清帝国国企大跃进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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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得到同治皇帝的批复之后，立即对江南制造总局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他将上海洋炮局的资产全部注入到江南制造总局。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还没有运抵上海，就已经被李鸿章记到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账目中，另外他还将旗记铁厂的工人、技师统统高薪留下，包括旗记铁厂的原老板福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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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重组的大棋局中，李鸿章已经不用担心广东商帮跟浙江商帮分化，他留下马格里以及福尔斯一帮洋人，就是希望洋人们将技术留在江南制造总局。依靠几个洋人想将江南制造总局发展成国际化的军工集团，那基本是白日做梦。李鸿章盯住容闳采购的美国机器背后，实际上是对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的垂涎。安庆军械所现在已经完完整整地搬迁了到南京，跟着到南京的是一帮对八股文没有兴趣的科学家，尽管他们只是国产的二把刀，但在人才奇缺的时代，那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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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已经对曾国藩曾经苦心招徕的人才张开了温暖的怀抱，他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决定将苏州的洋炮局搬迁到南京，跟安庆军械所进行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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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安庆军械所与苏州洋炮局的重任落在了马格里肩上，因为李鸿章希望将重组后的企业做成江南制造总局的军火龙头。马格里综合了两块资产的优势，决定将安庆军械所的子弹、火药、枪炮剥离出来，跟苏州洋炮局的枪炮业务重组成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各种口径的火炮、炮车、炮弹、枪子及后勤配套军火品。金陵制造局的定位立即清晰：国有全资控股军火制造商。远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则定位为：国有全资控股军事设备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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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的一石二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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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波谲云诡，紫禁城杀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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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如愿掌控了江南制造总局跟金陵制造局，这是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裁军之后，汉族武装集团掌握的最大军事工业资产。李鸿章心里非常清楚北京城的政治斗争。当初，奕䜣联手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后，在“叔嫂共和”的美好时光背后，是奕䜣跟慈禧太后都在蓄养自己的势力，只要其中一方的势力超越另一方的时候，叔嫂共和的均势便立即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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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无父子，官场无朋友。在奕䜣跟慈禧太后“叔嫂共和”的均势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世代同爱新觉罗皇族联姻的蒙古科尔沁部。执掌科尔沁部的亲王僧格林沁是道光皇帝姐姐的养子，手握着帝国最精锐的蒙古骑兵，更为重要的是僧格林沁曾经统率过皇家禁卫军精英部队，健锐营、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都有僧格林沁的心腹，蒙古诸王劲旅尽归僧格林沁调遣。在剿灭捻军初期，僧格林沁节制五省兵马，成为满蒙军队的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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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是大清帝国最后的骑士，他手上的军权跟在皇族中的影响力，让奕䜣跟慈禧太后都敬畏有加。1865年，捻军在山东、安徽等地与太平军残余势力合流，僧格林沁已经带领骑兵到了山东剿匪前线。僧格林沁远离帝国权力核心的时候，慈禧太后决定向奕䜣动手。僧格林沁战死前线令奕䜣措手不及，在汉族武装集团中寻找自己的枪杆子成为奕䜣最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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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跟太平军作最后决战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再经过裁军之后，更已一分为三了，加上江湖帮会暗布，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很难直接掌控湘军集团。淮军集团是一支成长神速的汉族武装力量，李鸿章身为淮军领袖，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控制李鸿章需要一个令其心动的筹码。可是，失去“议政王”绝对权威的奕䜣，拿什么离间师徒二人？李鸿章曾经鼓动曾国藩赴上海“阴持外交权柄”，正是这一封私信让奕䜣窥见了师徒二人的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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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剪除了曾国藩的羽翼，一纸调令又让曾国藩率领淮军在前线剿匪，让李鸿章顶替了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奕䜣的算盘之中，让曾国藩统率李鸿章的部队，曾国藩势必难以驾驭，这就会导致师生失和。奕䜣的离间之计相当成功，但这仅仅是抓枪杆子的第一步。李鸿章在两江地盘上大兴军事工业的时候，奕䜣的盟友、漕运总督吴棠出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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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跟李鸿章是安徽老乡，是穷苦人家出身，从知县一路奋斗到漕运总督的高位。吴棠跟奕䜣原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户部右侍朗王茂荫是奕䜣的盟友，在1853年向咸丰皇帝力荐吴棠，吴棠才得以在官场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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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在1863年担任六大部委之首的吏部副部长，专管帝国人事任免、升迁、考核大权，成为二品大员。当年，吏部给吴棠的考核评语是剿捻得力，并推荐其到扬州担当剿匪主帅。身为奕䜣阵营得力的干才，王茂荫的意见自然得到奕䜣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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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掌控枪杆子可谓煞费苦心，他在曾国藩带走大批淮军征战在山东地界的时候，又下令李鸿章抽调淮军精锐渡海北上天津布防，刘铭传率领的淮军劲旅就被抽调到周家口驻防，那可是八面受敌之地。[7]调走刘铭传部之后，奕䜣又下令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防止转移至河南的捻军主力跟西北回民义军联合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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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鼎勋部是整编的洋枪队，为了全面接管洋枪队，李鸿章在上海跟英国人斗智斗勇，最后让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将洋枪队指挥权拱手相让。洋枪队被整编到杨鼎勋部后，一下子成为淮军的精锐之师。淮军精锐部队在两江总督府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奕䜣又将其调走了。这等于架空了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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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突然意识到奕䜣的如意算盘：用李鸿章牵制曾国藩，然后调走李鸿章的部队，让淮军精锐尽归爱新觉罗皇族掌管。一石二鸟的布局才刚刚开始，奕䜣决定将没有大军且跟曾国藩剑拔弩张的李鸿章赶到河南的战场之上，由北京派的吴棠接替李鸿章的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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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将曾国藩跟李鸿章调离两江，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要掌控江南制造总局跟金陵制造局。早在1862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在天津训练禁卫精英，并聘请英国军官组建洋枪队。当时英国军队已经有现代化的火炮，崇厚在天津大规模仿制外国炮车，试铸炸炮。崇厚在天津高调搞军事工业，甚至可以直接从北京拨款，可是规模上不去，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组建天津洋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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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6月2日，奕䜣以“议政王”的身份向同治皇帝上奏折，要派禁卫军中的炮兵精英到苏州洋炮局学习炸炮、炸弹以及各种军火机器的制作，以及制器之器的使用。奕䜣当时谋划禁卫军精英学成之后，再向所有八旗部队推广。奕䜣对禁卫军精英们到苏州学习很有信心，他跟皇帝说：“半年后，当能自出机杼，为他处设局制器之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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