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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经过一番密谋之后，决定将吴棠塞到船政的大局之中。很快，同治皇帝就以廷寄的方式，向闽浙地界上的大员们宣布了朝廷的决定：“沈葆桢办事向来认真，先刻木质关防大印，以昭信守，待船政办成，再颁发新的关防大印。一切应该办理的事情、需要的经费，闽浙总督吴棠、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幹经理，随时与沈葆桢会上，不可延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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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伸向轮船工业的手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现形了。沈葆桢身为船政大臣，总理一切船政事务，费用问题需要闽浙官场合力解决。吴棠身为闽浙总督，自然要参与船政大业会商。左宗棠已经意识到，朝廷没有明确胡雪岩在船政中的角色，只是交给沈葆桢差遣，而奕䜣已经给马尾船政成立了四人董事局，沈葆桢为执行董事、董事长，吴棠、英桂、徐宗幹为董事，他们手中可是攥着沈葆桢的资本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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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海军部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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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2月28日，两位法国人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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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法国人站在甲板上，遥望北方。戎马倥偬的大帅已经北上剿匪，现在他们带着大帅的合约，踏上了回国之路。没错，甲板上一位是日意格，一位是德克碑。这两位就是左宗棠北上剿匪之前，为沈葆桢签下的洋人高级管理人员，都是跟左宗棠征战杀伐过来的洋人，对左宗棠言听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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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意格现在是马尾船政监督，德克碑是副监督。德克碑心里多有不快，因为在跟左宗棠剿灭太平军的时候，日意格在大清帝国的最高官衔是总兵，自己是提督。左宗棠本来要任命自己为监督，没想到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来尼冒出一句：日意格通晓中国语言文字，且礼数、公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就这样，德克碑的监督位子被让给了日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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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来尼一句话就让日意格摘了桃子，德克碑的胸中怨气为帝国轮船工业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在左宗棠北上之前，德克碑、日意格两人已经跟大清帝国签订了五年合同，要在五年之内建造11艘150马力的轮船，5艘仿外国“根婆子”（Gunboat，小炮舰）式样的80马力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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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意格跟德克碑这一次回国任务艰巨，一方面要采购设备、招聘人员，更重要的是回国灭火。现在法国巴黎充斥着福州船政的谣言，传的最邪乎的是福州的船政跟北京政权无关，法国人现在卷入福州地方当局，一旦福州地方当局跟北京闹翻，那么法国军人就可能变成协助地方政权造反的帮凶，到时候北京朝廷就可以拒绝履行跟巴黎签署的一切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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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谣言正是来自日意格他们的法国同胞巴·德·美理登（Baron De Meritens）。美理登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1860年，他跟随侵华法国专使葛罗向北京挺进。那个时候的美理登还只是一个翻译，可这位小翻译在联军抵达天津后，威胁咸丰皇帝派出的钦差大臣，说不答应法国人的条件就要挥师北京。美理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混到了一个闽海关税务司的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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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理登跟那位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人巴夏礼关系密切，所以赫德执掌中国海关税务司后，美理登就成了赫德的心腹。当赫德跟威妥玛在北京布局失败后，眼见从巴黎回到中国的德克碑成为船政监督人选，尤其是带着拿破仑三世的支持回到中国的。赫德没办法向伦敦宫廷交差，便立即掉转枪头，唆使法国人内讧，企图将亲伦敦宫廷的美理登安插进福州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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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正好有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让赫德顺理成章地利用美理登。1866年，法国要在巴黎搞博览会，这是拿破仑三世在国际上扬威的一次行动，所以邀请大清帝国参加。当时总理衙门将参展任务交给总税务司，赫德就派美理登协助大清帝国到巴黎参展。作为赫德在海关税务司的下属，只要美理登借机在巴黎给日意格他们造谣，就能在巴黎宫廷搞臭日意格他们。赫德假意将美理登推向福州船政监督的位置，美理登出于感恩，就开始不断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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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理登身为闽海关税务司，现在又是助大清帝国赴法参展全权代表，他的言论很快引起了法国远东舰队的注意，消息迅速传到了巴黎宫廷。一个是地方势力，一个是全国正统，地方势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一举夺得天下，拿破仑三世自然不想丢掉跟北京朝廷的合约，他要与英国人同享中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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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宫廷被谣言蒙蔽，日意格跟德克碑身为局中人，自然要回国争取巴黎宫廷的支持。左宗棠、胡雪岩跟两位法国人提出一个五年造船计划：预算300万两白银，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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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碑跟日意格更看重左宗棠在合同中提出的现金激励措施：在五年期限内，以日意格、德克碑为首的洋人承包商，如果能够完成造船任务的同时，还能“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则奖励总承包人日意格、德克碑各24000两银，奖励各类师匠共6万两银。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如果日意格他们出色完成任务，朝廷应该再加奖励，以昭著忠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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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将马尾船政移交沈葆桢之前，一方面跟国际人才签订聘用合同，让大清帝国的轮船工业规范化，一切按照契约精神执行，另一方面推出巨额现金激励，刺激国际人才的积极性。左宗棠在离开福州之前，如此周密安排，大兴轮船工业之苦心可见一斑。在大清帝国以军事工业开启的改革浪潮中，左宗棠开创了现金激励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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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北上期间，日意格跟德克碑在海上航行了33天，于1867年2月1日抵达巴黎。两位法国军人在大清帝国混成了将军，更成为左宗棠大帅的帐下红人，自然也成为法国海军的光荣。法国海军部对德克碑、日意格的归来给予了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日意格和德克碑向法国海军部说明，福州的船政是大清帝国皇帝的一项工程，属于中国的国家工程，它对法国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交易。一番欢迎之后，海军部没有继续听日意格跟德克碑的陈词，甚至一度回避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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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海军部背后一刻也没有闲着，尽管美理登的说辞令巴黎各方拿捏不准，可是日意格跟德克碑实实在在拿下了中国轮船工业的巨额承包合同。面对巨大的诱惑，法国海军部行文向其驻香港海军司令调查真相。胡雪岩迅速获得了法国海军部调查船政一事，意识到日意格他们在巴黎遇到了麻烦，决定专程到上海争取白来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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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3月，胡雪岩走进了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白来尼跟胡雪岩也不是第一次见面，双方自然显得很轻松。胡雪岩反复跟白来尼强调，福州船政是在大清帝国皇帝的支持下创建的，自然是国家的。另外造船需要帝国多个海关的财政支持，面对强大的资金压力，地方政府岂敢跟北京作对？胡雪岩还向白来尼说，左宗棠一向讨厌英国扩张势力，所以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他跟法国人的合作一直都很愉快，自然希望这一次也跟法国合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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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一番说辞令白来尼动心了，眼见白来尼眼睛里对船政大生意冒绿光，胡雪岩进一步向白来尼说，大清帝国愿意跟巴黎合作，不想让英国人独占好处。白来尼一听非常高兴，但胡雪岩话锋一转，他希望白来尼调查美理登的真实身份，不能因为赫德在背后唆使，就破坏了中法两国政府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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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来尼听后很无奈地告诉胡雪岩，美理登虽是法国人，可他并不是法国政府派往中国的官员。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只是翻译，之后就一直受雇于中国海关，是在替中国工作。大清帝国聘用日意格跟德克碑，他们的担保还是自己出面的，所以巴黎宫廷并没有让美理登取代他们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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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香港的远东海军司令罗杰正一筹莫展，法国海军部让他调查福州船政，现在德克碑跟日意格已经脱离了法国海军，美理登在英国人手下为中国政府做事，如果让美理登进入福州船政，身后的英国人将从中渔利。如果自己支持日意格他们，一直图谋中国海军的英国人，一定会认为法国人搅黄了英国人的计划，伦敦跟巴黎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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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远东海军司令，罗杰自然不希望放弃打入大清帝国海军心脏的机会，他很快掌握到美理登身后是英国人在操盘。罗杰同时还了解到，白来尼在上海已经站到了日意格这一边，于是罗杰跟白来尼联手，向巴黎宫廷报告说，福州船政是大清帝国皇帝支持的国家工程。罗杰在7月10日写给海军部长热罗利的函件里，非常坚决地劝告他不要阻止日意格的工作。罗杰担心海军部无法改变巴黎的局势，还写信给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希望皇帝支持日意格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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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海军部得到上海跟香港的报告后，作出了一个令日意格他们意想不到的决定，他们允诺保留二位的法国军籍，并同意他们以法国海军军官身份受雇于大清帝国。此时，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北京的奕䜣，万万没有想到法国海军部在巴黎的部署。沈葆桢在两位洋人重返中国后，依然按照左宗棠签署的聘用合同，重用两位带着法国海军部秘密使命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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