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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荒凉的马尾，一下子拥入了51名欧洲人。最让沈葆桢满意的是法国罗什福尓船厂的工程师达士博（Trasbot）的到来，这位是日意格带回来的第一位真正拥有造船技术的专家。[32]不懂船政的日意格，委任达士博为马尾船厂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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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奕䜣为了掌控船政，命令闽浙总督吴棠从上海跟香港船坞招了一批工人。总督大人招来的工人工资比其他工友高，纪律却很差，对考勤制度置若罔闻，经常迟到早退，令其他工友很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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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沈葆桢头疼的是，吴棠经常跟左宗棠留下来的管理人才发生摩擦。左宗棠除了留下胡雪岩，还推荐了处理财务的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负责军事的前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善于人事经理的补用道叶文澜，熟悉洋务、后来测绘出近代化中国海图的同知黄维煊，精通舰船驾驶的五品军功贝锦泉，熟悉西洋火炮的候补布政司徐文渊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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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对左宗棠北上之前的人事安排相当不满，这让自己根本就没办法按照计划掌管福州船政。令沈葆桢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搞人事斗争之前，吴棠试图拉拢福州将军英桂。吴棠跟英桂说，马尾船厂未必能搞成，即便成功了又有什么用呢？英桂是满洲正蓝旗赫舍里氏，是举人出身的帝国将军，在帝国军政界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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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拉拢英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左宗棠之前在给北京的奏折中，强调船政资金的重要来源是闽海关的关税，现在英桂兼任闽海关监督，掌握着福州船政的钱袋子。吴棠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英桂站到自己这一边，掐断一阵儿船政的资金，沈葆桢一干人马自然就会乖乖出局，自己掌握福州船政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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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有点找错了庙门，身为沿海军区的司令员，英桂自然对左宗棠是极力支持的，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背后，英桂一直出谋划策。[34]英桂没有搭理吴棠，这让吴棠的计划落空。吴棠决定给沈葆桢一个下马威，拿出总理衙门的信函，说总理衙门担心沈葆桢他们乱花钱，到时候搞得船没有造出来，钱反而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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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这样做，就是利用奕䜣来弹压沈葆桢，要让沈葆桢明白，总理衙门对福州船政不放心。可沈葆桢是个认真的人，立即阅读了总理衙门的信，发现总理衙门的信函就是问问马尾船厂的进展，根本没有担心沈葆桢他们乱花钱一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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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万万没有想到，左宗棠虽在千里之外，英桂跟沈葆桢两位还将船政事业奉为圭皋。吴棠决定对左宗棠的死党、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动手，一出惊天大案在闽浙总督府密谋开来。堂堂总督要对左宗棠留下的船政要员下手，一干不得重用的官员摸准了吴棠的心事。英桂跟左宗棠关系密切，对初来乍到的总督大人爱答不理，那就硬将英桂拉入局中，将一出大戏唱响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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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大搞冤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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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3月11日，同治皇帝雷霆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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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接到了福州将军英桂的奏折，说署理福建布政使夏献纶交给英桂一首竹枝词，里面牵涉督、抚、司、道大员。英桂不敢专断，故“钞录呈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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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竹枝词记叙的是周开锡买的一位婢女是延平知府李庆霖送的，休掉的小妾是让同知沈应奎安顿的。周开锡身为护理巡抚，为一省之父母官，居然收受下属赠送的婢女，[36]还让下属给安顿休掉的女人，整个福建官场成了拉皮条的风月场所。同治皇帝正处于青春期，没想到帝国官员如此张狂，自然对竹枝词描述的香艳情事难以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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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同治皇帝暴怒的还有周开锡跟李庆霖结党跑官的嫌疑。当初朝廷调左宗棠西征，新任总督吴棠远在两江，福州将军英桂兼任福州巡抚。朝廷决定让英桂代理闽浙总督，这样英桂就不能再兼任巡抚一职，周开锡担任护理巡抚。竹枝词也记叙了周开锡担任福建护理巡抚之前，以李庆霖为首的一批左宗棠老部下，向英桂求情让周开锡上位的事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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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桂向朝廷上呈竹枝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按照竹枝词反映的情况，周开锡跑官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英桂自己。英桂面对这样的指控，知道自己不可能扣押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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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锡跑官，英桂成为案件的主角之一，所以必须向皇帝汇报，否则就会落下欺君之罪。竹枝词的逻辑非常严密，它记叙李庆霖跟周开锡一干人马属左宗棠一党，周开锡坐上福建巡抚的位子，就会成为左宗棠遥控福州政局最有力的棋子，李庆霖等人也可以官运亨通。自然，李庆霖送给周开锡婢女，沈应奎为周开锡照顾休掉的小妾等官场上的龌龊勾当就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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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还指出周开锡的护卫亲兵问题。周开锡本是福建的布政使，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员级别，是不能够配备亲兵护卫的。尽管周开锡后来成为护理巡抚，但官衔没有任何变动，自然也就不能享有亲兵护卫的待遇。竹枝词指控周开锡擅自配备亲兵护卫，按照帝国宪法《大清律·兵律》，应交由兵部进行军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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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攥着英桂的奏折，看到周开锡只是竹枝词揭发的诸多官员中的一位，其他征收商业税、创造轮船、重用亲信等问题，都被一一编进了打油诗里。闽浙地界上，上至总督，下至知府道员，整个官场都成为举报对象。更为奇怪的是，英桂通过审查发现，夏献纶手上的竹枝词是管理盐场的盐法道海钟递交的，海钟又是从道员丁杰手上拿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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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杰当时的职务是按察使衔候选道员，按照行政级别，他跟周开锡是平级的，可是周开锡的布政使是实权，丁杰虽拥有按察使的官衔，却只是一个候补的干部，只有等福建官场有空位子，他才能获得实权。丁杰跟英桂汇报说，自己走在大街上，有人向自己的轿子里投了竹枝词，具体是谁投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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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竹枝词牵涉了整个闽浙官场，左宗棠以及跟左宗棠相关的一干人马都成为控诉对象。面对连环指控，同治皇帝认为一定要弄清楚事件真相，否则将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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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在3月11日这一天给军机处发了一道上谕，说在英桂呈送的《道员丁杰交出竹枝词，钞录呈览》一折中，丁杰的说辞反复，有不少疑点，这些疑点都涉及闽浙军政大事，军机大臣一定要让英桂面传丁杰，搞清楚竹枝词到底是什么人所编。吴棠刚刚抵达福建，不用回避，应该跟英桂一同调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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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命令一下，吴棠立即跟英桂组成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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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有了同治皇帝的上谕，觉得比总理衙门的信函管用多了，看沈葆桢这次还能怎么对付。当时，休病假的周开锡，身体已经痊愈，准备回福州上班，因为这时马尾船厂的基建工程已经开始了。沈葆桢希望周开锡能够早日回来帮忙办理船政，但吴棠却下令让周开锡继续休病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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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中提到的征收商业税、创办轮船工程等都跟周开锡有关，吴棠不让周开锡重返官场，以休病假的名义将沈葆桢的这位得力助手打入冷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一方面让沈葆桢失去左膀右臂，因为周开锡被调查，远在杭州的胡雪岩就不敢来福州，他身为红顶商人，一旦牵扯到福州官场大案中，他的生意可就完蛋了。另一方面，吴棠可以安插自己的人员进入船政，迅速清理左宗棠在福州的势力，完全孤立沈葆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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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立即将相关涉案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李庆霖成为审查的重点人物，延平府那么清静安逸的地方，李庆霖不在那里舒舒服服当知府，偏要跑到福州帮沈葆桢搞船政，这背后一定有文章。竹枝词中显示，李庆霖给周开锡送了一个婢女，这就是李庆霖拉拢周开锡，向沈葆桢船局渗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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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北方的左宗棠听闻吴棠的行动，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左宗棠在信中大夸吴棠担任河道总督时美誉满天下，连皇帝都常常问起吴棠。左宗棠夸吴棠那是有目的的，就是要把吴棠架到道德圣人的高度，让他沾沾自喜，这样他才会听取自己关于竹枝词案的劝告。左宗棠在书信中说，吴总督初来乍到，可能有不少小人蒙蔽视听，令其对福建官场和船政有误解。[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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