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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守制期间，左宗棠三顾茅庐，将沈葆桢所有的担心都给化解了，甚至同意所有船政事务，两人都要联名会奏。现在日意格他们带着一帮法国技术人才到了福州，船政的官员却不断遭遇清洗。沈葆桢无法向法国人解释帝国官场潜规则，只能给左宗棠写信，希望手握十万大军的左宗棠能够向北京反映，遏制住福州船政的局势，否则船政伟业将尽毁吴棠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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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吴棠的步步紧逼，左宗棠也是一筹莫展。左宗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抱怨说，吴棠到福州改弦易辙，让周开锡等一干人马都不想干了，不少提督、镇总兵、知府等人都写信，要跟自己一同西征，西征大军行至潼关，已经有四五人北上。左宗棠西征的粮饷取于闽浙，所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很无奈地说，自己对吴棠不得不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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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信中感谢曾国荃经常写信安慰自己，左宗棠感叹，国家时局越来越危险，打仗的日子一长，民力、物力都不能支撑，加之官场钩心斗角，大清帝国已经暮气沉沉了。每当夜深人静，华灯初上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独坐深思，总是汗流浃背，百忧交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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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来自于闽浙，左宗棠在跟吴棠的较量中只能隐忍，但是他没有停止跟沈葆桢联手反击。左宗棠跟沈葆桢商议，让沈葆桢以船政工作需要为由，向皇帝提出让周开锡继续留在船政效力。在给沈葆桢的信函中，左宗棠痛批福州官场喜欢造谣，挟持长官，这一次竹枝词案根本就是没有证据的诬蔑，如果从轻了结的话，以后这一类谣言就会更多，甚至会影响到船政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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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控诉吴棠假总理衙门的公信，意欲克扣船政经费，明知周开锡被诬陷，仍然下令让周开锡继续休假。沈葆桢在奏折中说，以日意格为首的洋人都尽心做事，帝国的官员却在相互争斗，自己身为船政大臣，个人生死不足为虑，但事关国家命运，恳请朝廷留下以周开锡为首的船政干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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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留周开锡，那就一定要将周开锡身上的桃色案化解。沈葆桢决定另辟蹊径，单独就李庆霖送婢女一事向同治皇帝汇报。沈葆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李庆霖在左宗棠离开福州之前，尽管做过马尾船厂的选地工作，可是之后就去了延平担任知府，直到左宗棠离开福州后，英桂跟周开锡才向朝廷奏请李庆霖到船政工作。延平府地方安静，李庆霖没必要卷入船政的旋涡，所以他不会笼络周开锡、英桂等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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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在竹枝词案爆发后，专门问讯了李庆霖，李庆霖跟沈葆桢说，吴棠审问自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问及船政之事，就勒令李庆霖回原籍。沈葆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李庆霖在福州并没有劣迹，如果这一次带着冤屈离去，以后还有谁敢在船政做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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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锡案的关键在李庆霖送婢女环节，沈葆桢向皇帝提出了李庆霖并未笼络周开锡，那么就不存在送婢女的贿赂行为。沈葆桢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还强调，周开锡、李庆霖两人的案件有冤情，吴棠视若无睹。而叶文澜案更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希望朝廷能够秉公审理，给叶文澜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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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流痞铁匠撒欢马尾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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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案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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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悍匪千里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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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北京城密旨送抵左宗棠营帐。左宗棠看完皇帝的圣旨，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英法两国约定十年后修订合约，北京朝廷决定提前让督抚臣僚出出主意，为两三年后的修约做准备。左宗棠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绝地反击，向同治皇帝写了一封悲愤交加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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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奏折中说，中外通商主要在南北洋两大臣之手，由总理衙门总揽全局，自己只在闽浙跟海口领事、税务司有过交涉。而在西征后，距离闽浙太远，加之新上任的总督吴棠，“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这导致凡是自己引进的人才，所用的将校，无不纷纷要求离开福州。左宗棠在奏折中强调，船政乃大清帝国千秋之伟业，是唯一能跟列强在海上抗衡的通途，皇帝既然已经交由沈葆桢专事操办，船政的管理应该也由沈葆桢筹划。[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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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然也对修约一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着重强调的还是竹枝词一案。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跟恭亲王奕䜣关系变得紧张，吴棠作为奕䜣一党，在福州官场只手遮天，自然让慈禧太后担心。加之左宗棠现在正带领十万大军转战西北围剿捻军，福州竹枝词案若不公正处理，何以安抚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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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给军机处的命令是，在左宗棠的奏折上写了一个“留”字。身为军机大臣的奕䜣自然明白慈禧太后的用意，这是暗示军机处，一定要尽快调查清楚竹枝词案，平息福州官场争斗案，让福州船政恢复正常。北京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福州城，吴棠深感情况不妙，只得主动找到英桂，要将竹枝词案快速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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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7月13日，竹枝词案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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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同治皇帝向内阁发布了一道上谕，说无论是商业税、制造轮船，还是调员到福州，左宗棠都向北京进行了汇报，调到福州的官员也并非完全是楚军嫡系。“周开锡所买师姓之婢，并非知府李庆霖所送；同知沈应奎，并未为周开锡安顿已出之妾。英桂因兼署督篆，不能再兼巡抚，奏请以周开锡接护抚篆，并非李庆霖等代为恳求。周开锡、夏献纶现无亲兵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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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在上谕中强调，调查结论毋庸置疑。对于丁杰所呈竹枝词，英桂跟吴棠的调查结论是，系不知姓名人投入轿中。丁杰身为按察使衔的候补官员，对处理匿名控告的规矩是知道的，按照《大清律》的规定，竹枝词这一类的文件应该销毁，而不是一层层上交。因此要“将丁杰交部议处，并饬令回籍听候部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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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最关心的是竹枝词案的幕后黑手，同治皇帝说道：“左宗棠前在闽省办理军需、厘捐等事，均系地方要务，岂可任令无知之人信口雌黄！所有编造竹枝词之人，仍着英桂等严拏究办，以儆刁顽。”闽浙总督吴棠在同治皇帝公布竹枝词案调查结果后，很快调任四川总督。左宗棠留下的船政人才，纷纷回到沈葆桢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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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正向福州船政以及沈葆桢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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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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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18日，马尾船厂旌旗猎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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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大臣沈葆桢朝服冠带，在欢快的鼓乐声中，走向妈祖牌位。沈葆桢身后紧跟着船政监督日意格、副监督德克碑、总工程师达士博。法国人西装革履，在一帮身着朝服的帝国官员中，显得极为扎眼。沈葆桢手握三支巨大的佛香，跪在妈祖牌位下，希望这位海上神灵能够保佑马尾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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