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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12月2日，万年清号离天津返航，于1870年1月8日抵达马尾。万年清号的成功检阅，标志着大清帝国进入了军事工业新时代。万年清号的北上检阅令巴黎宫廷深受震动，船政业务的合作政策将会给法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拿破仑三世政府决定跟大清帝国在船政业务中进行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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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县教案中摩笛没有派兵入川，万年清号的成功让这位法国佬再也坐不住了。1870年3月2日，法国远东海军司令摩笛派出远东舰队舰长韦尔隆到马尾，名义上是调查日意格和巴士栋的矛盾，暗中是收集军事情报。韦尔隆在马尾停留了两周，日意格再次接受了法国海军部的密令。不久，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接到韦尔隆的报告，要求福州领事回避会危及法国在船政局利益的所有纠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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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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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6月8日，保罗·西门·福布斯（Paul Sieman Forbes）收到一封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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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是美国波士顿福布斯家族在上海的代表，1862年3月27日联手广东商人、苏松太道吴健彰，将9名中国生丝商、茶叶商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旗昌轮船公司。为了彰显福布斯家族的诚意，保罗将自己的堂兄弗朗西斯·布莱克威尔·福布斯（Francis Blackwell Forbes）拉来成为合伙人，弗朗西斯同时头顶瑞典驻上海领事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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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家族在中国发家，其主要业务是贸易代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䜣为首的爱新觉罗皇族以总理衙门为平台，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崇厚为首的地方武装集团，尝试军事工业改革。随着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帝国不再严格管制民营资本，以广东、江浙为首的民间资本活跃在各个通商口岸。帝国民间资本在生丝、茶叶等传统商业领域迅速抢占市场，成为洋行们的直接竞争者，导致洋行代理无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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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以旗昌洋行为首的代理商之前从事金融票据业务，形成自己的产业循环链条，通过足够大的代理市场筑成垄断城墙。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专业的外汇业务直接冲击了洋行那种兼作的汇兑业务，国际银行提供的改革融资模式，相比之前依靠海上轮船传递信息更具信用。为了跟银行竞争汇兑业务，洋行之间就大打价格战，最终削弱了整个代理行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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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56年10月5日，旗昌洋行总经理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就给保罗写信，希望福布斯家族能够直面企业正在遭遇时代的压力，必须进行重大改革。金能亨在信中强调：“我们必须赶上时代，如果能够同一家资历雄厚的商行建立联系的话，就应该放手让他们承担我们的部分托销业务。倘若中国人无法装运，我们就自己装运。每年只要我们四五个主要股东具有眼力并小心从事，每年做30万～40万元的生意是很少会亏本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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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痛苦的，无论是爱新觉罗皇族，还是西洋商人，垄断的暴利跟自由竞争的冲突难以调和。旗昌洋行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欧美洋行的通病，更让传统代理商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是，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开通了，中国到英国的行程缩短了一半，专业的航运集团迅速将旗昌洋行们的轮船赶出了海上运输。旗昌洋行们的改革方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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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民营资本跟国有资本还停留在钱庄票号的金融时代，欧美的现代化银行已经让旗昌这样的洋行羡慕不已。旗昌洋行在1866年参与了汇丰银行的配股，保罗成为汇丰银行的董事。在汇丰银行的股东中还有旗昌洋行的对手琼记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等。洋行们还成立了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尤其是旗昌洋行成立的旗昌轮船，更是巧妙利用资金杠杆成为帝国合资航运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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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早年担任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当苏松太道吴健彰被小刀会俘虏后，金能亨立即组织营救这位广东巨商出身的帝国官员。吴健彰被救出来后，立即成了金能亨的幕后金主。旗昌洋行成立轮船公司，身为旗昌洋行股东的金能亨立即拉吴健彰入股。在吴健彰的带领下，不但广东商帮踊跃入股，江浙商帮也纷纷解囊。旗昌轮船的32万总股本中，中国民营资本占了17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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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轮船成为了典型的中外合资企业，尽管中资占有绝对股份，可是控制权依然在外资手中，其中的奥秘跟清朝税赋有关。欧美商人通过不平等的条约，在税赋方面获取了非常多的优惠，而中国民间资本缴纳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金能亨正是看准了中国商人遭遇帝国盘剥不堪重负，需要寻求资本的保护伞，才利用股份模式吸纳中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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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控股权而没有控制权的帝国民营资本，股权极为分散，更重要的是商人们都是抱着逃避帝国重税、依附洋商旗下可以保值增值的心态，所以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方面没有要求。帝国商人的资本迅速成为欧美商人在中国改革的重要资金筹码。旗昌洋行的改革是欧美商人在大清帝国市场的一个缩影，他们通过自身业务的转型，迅速在航运业、保险业、金融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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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商的改革深深地刺激了帝国官员。当李鸿章、曾国藩暗中角力，试图操控广东、江浙资本时，民营资本却难以进入国企改革的洪流中，反而依附在洋商身上，洋商迅速成为帝国改革的对手，分流了帝国改革的资本力量。帝国官员岂能长期容忍资本外流？帝国商人岂能长时间站在洋人屋檐下，跟国有企业抗衡？到了1870年，保罗越来越不安，他得到一个消息，英国人欲联手一帮中国商人，准备跟旗昌轮船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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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打开密信，旗昌洋行上海公司的新任经理沃登在信中很是忧虑地写道：“我认为，我们肯定将于月底被迫参加长江竞争，照我看，我们的竞争对手暗底下由怡和洋行撑腰。”[7]当年鸦片贩子马地臣跟渣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山寨了帝国著名商号怡和洋行的招牌，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秉鉴为了战略转型，将资金委托给福布斯兄弟。现在，中国人联手怡和洋行反过来跟旗昌洋行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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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登已经盯怡和洋行很久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叫唐廷枢，唐廷枢毕业于马礼逊学校。洋文学校毕业的唐廷枢跟传统广东商帮不一样，一开始在香港政府打工，同时自己开当铺做商行，跟怡和洋行做棉花生意。怡和洋行开辟上海市场后，唐廷枢当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进入怡和洋行后，遭遇高层人事变动，新上任的董事长詹姆士·惠代尔（J.Whifall）运气不好，一上台就遇到沙逊家族这个突如其来的对手，导致其鸦片生意没落，只好转作航运、生丝、矿产、地产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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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代尔在怡和洋行如坐针毡，一个集团的转型可不像当年贩鸦片那么简单，这对于唐廷枢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唐廷枢为惠代尔出谋划策，建议怡和洋行要在上海滩搞多元化经营，资金链就不能受制于人。惠代尔听了唐廷枢的建议，迅速在上海滩开设了当铺。唐廷枢同时联手怡和洋行的老相识林钦，开设了茶庄。林钦是唐廷枢在怡和洋行的前任，唐廷枢到怡和洋行，林钦是介绍人，两人关系相当亲密。为了跟怡和洋行的生意对接，唐廷枢跟林钦还投资了三家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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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代尔的多元化战略在航运业遭遇重创。旗昌轮船的掌门人保罗一反欧洲人对华商的傲慢，反而联手广东、江浙的商人入股轮船公司，福布斯家族持股的比例仅有30%。在跟怡和洋行竞争的过程中，保罗将浙江南浔巨商顾福昌拉入旗昌轮船，成为旗昌轮船的股东。惠代尔的信心立即遭遇空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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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福昌家境贫寒，早年以摆地摊为生，后来靠经营布店、蚕丝发家，生意做大后跟洋人交往甚密。顾福昌眼光独到，洋人还没有涌入上海滩的时候，他就买下了深水码头金利源，并将其开发成为上海滩唯一的洋轮码头。保罗邀请顾福昌入股旗昌轮船，顺势将金利源码头跟货栈收入囊中。有了码头跟货栈，旗昌轮船一举购入5艘轮船。当时长江航线上仅有12艘货运轮船，有了航运控制权，保罗开始疯狂地打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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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轮船的价格战立即让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琼记洋行这些老牌洋商的轮船陷入亏损状态。三家洋行反复磋商对策，琼记洋行甚至提出了三家组建联合轮船公司，那样将无敌于世界。怡和洋行跟宝顺洋行有世仇，惠代尔当即拒绝，宁可自己经营。到了1867年，伦敦爆发金融危机，宝顺洋行迅速倒下。怡和洋行担心价格战会拖垮公司，决定跟旗昌轮船签署合约，约定怡和洋行十年之内不得进入长江航线，旗昌轮船不得进入上海以南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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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跟旗昌轮船签约后，旗昌轮船成为长江航线的绝对垄断者。当一个市场形成了寡头态势，那么这个寡头就拥有了市场的定价权。长江航线低价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宝顺洋行破产后，买办郑观应自己创业，开设茶庄，为了摆脱旗昌轮船对长江航线的垄断，郑观应决定联合一帮广东商人组建华商轮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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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瞄上了轧拉佛洋行的“惇信号”轮船。这艘轮船真正的老板是中国人，只是挂靠在轧拉佛洋行名下，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在长江航线运营的权利。郑观应担心旗昌轮船打压，决定联手唐廷枢。唐廷枢有一次从香港返回上海的途中，发现轮船上每天给羊供应满桶水，而乘客只有一磅水，[8]唐廷枢当时就义愤填膺，决定自掏腰包10万两白银搞轮船运输。唐廷枢有钱有决心，更为重要的是怡和洋行怎甘心退出长江航线？他们一定会暗中支持唐廷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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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信号轮船的老板很快就成为郑观应、唐廷枢两人的合伙人，为了成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唐廷枢跟怡和洋行上海总经理约翰逊（F.B.Johnson）商议，希望怡和洋行能够出售一艘轮船。约翰逊很爽快地将“罗纳号”轮船出售给唐廷枢他们。有了两艘轮船，郑观应跟唐廷枢立即成立了公正轮船公司，[9]注册资本17万两白银。为了避免大清帝国官员的盘剥，公正轮船公司依然挂靠在轧拉佛洋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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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轮船的成立让保罗很是紧张了一阵。因为公正轮船的股东中还有一位广东商人，即宝顺洋行的大买办徐润，这样一来公正轮船就有了两位宝顺洋行的老伙计，难道是怡和洋行跟宝顺洋行的人联手了？更让保罗担心的是，无论是郑观应、唐廷枢还是徐润，都经营茶庄，他们的运费可以自行调节，跟旗昌轮船在运费方面可以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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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一直在找机会反击旗昌轮船独霸长江航线，公正轮船公司的成立给了约翰逊制造舆论压力的机会。保罗很快就听到长江航线需要竞争的说法，旗昌轮船只能容忍公正轮船在长江航线上继续运营。出于对价格战的担心，旗昌轮船立即找到公正轮船，希望签署齐价合约，运费双方一样，并且公正轮船不能增加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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