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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旗昌轮船刚成立的时候，旗昌洋行财务紧张，总经理金能亨不得不请老朋友吴健彰出面。身为帝国官员的吴健彰认购了旗昌轮船股票，随后广东商帮踊跃入股旗昌轮船。身为江浙商人的陈煦元，有大宗的丝绸需要运输，一旦成为有帝国官员撑腰的旗昌轮船的股东，将来丝绸运输将赢得先机，于是陈煦元掏出了13万两白银，一举持有旗昌轮船13%的股份，成为单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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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的出手顿时在商界引起震动，欧美商人纷纷找机会跟陈煦元建立商业合作关系。琼记洋行的老板候德眼看旗昌洋行起死回生，决定将旗下的“山东号”控股权出售给陈煦元。陈煦元身为上海滩丝绸贸易的老大，为了跟琼记洋行这样的大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立即掏了69700两银子，成为“山东号”的实际控制人。候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山东号’的盘出真是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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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德的兴奋溢于言表，因为他终于通过出售“山东号”控股权的方式，跟陈煦元搭上了关系。候德在信中写道：“因为这打通了同陈裕昌（陈煦元的别号）的关系，他是此地大亨，在旗昌的计划里投入了13万两，拥有‘苏格兰号’、‘竞赛号’、‘山东号’和‘查理·福士爵士号’。他现在同我们非常友好，是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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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列强嚣张的晚清，洋人们趾高气扬，陈煦元能让欧美商人磕头求拜，可以窥见陈煦元在上海滩商界的地位。候德在信中还透露，陈煦元在上海拥有的房产和地产占半个外国租界。[14]晚清上海滩犹太裔房产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从陈煦元拥有的店面市房和里弄住房中计算，陈煦元每日可得租金7000两，堪称上海滩房地产巨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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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真正卷入上海滩的商战是从1865年开始的。当时旗昌洋行的官商股东杨坊病死，官员股东吴健彰在广东老家病危，福布斯家族决定重组旗昌洋行，总买办人选自然慎之又慎。身为上海丝业大佬的陈煦元自然成为热门人选，金能亨跟保罗一商量，决定高薪聘请陈煦元为总买办。旗昌洋行的重组立即令上海滩的商贾们恐慌，说实话，陈煦元出任旗昌洋行总买办跟以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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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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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轮船在1862年进入长江航线，先后抢占了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市场，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作为两家老牌英资洋行的买办，鼓动东家跟美资轮船打价格战，旗昌轮船时运不济，三艘远洋轮船坏损，导致100万资本金在价格战中迅速耗光，旗昌轮船到了1864年就陷入财务困境。徐润跟郑观应更是在1864年年底搞运费跳楼价，将汉口至上海的运费降至每吨2.5两白银，两个月后再跌至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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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顺洋行的价格战一开，洋行们不得不接招应战，为了争夺市场，旗昌轮船也只能跟着跌价，这样一来就令旗昌轮船陷入了绝境。身为旗昌轮船单一大股东的陈煦元，面对旗昌轮船的资本金快亏光的局面，岂能袖手旁观？陈煦元当上旗昌洋行总买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价格战：免收客户存放货物十天的栈房租金。如果有客户交易资金短缺，旗昌洋行还会垫付交易资金，大客户还有相当比例的回扣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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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在上海滩人脉广泛，一出手立即吸引了以顾福昌为首的江浙商人跟旗昌洋行合作，尤其是吸引了不少宝顺洋行、怡和洋行的老客户。如此一来，旗昌洋行中以陈煦元为首的江浙商帮跟宝顺洋行、怡和洋行中以徐润、郑观应、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形成了两股竞争势力。江浙商帮一直对北上的广东商帮耿耿于怀，这一次陈煦元借旗昌洋行使出的霹雳手段，更是将矛头指向了广东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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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决定成败，陈煦元为了报复广东商帮落井下石，挽回在旗昌轮船以及琼记洋行的投资损失，决定利用旗昌轮船在长江沿岸拥有的码头、栈房，建立起上海至长江各口的定期航线。如此一来，旗昌轮船就可以准确地预知货运交付和到达的时间，节省了管理成本，还可以让客户搞远期交易，旗昌轮船的商业信誉在长江航线由此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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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写给家族的信中很是得意地说：“我们所做的中国顾客生意收入，要比航线的开支超出很多，而那里不断增长的货运业务，才是我们的巨大利益所在。”陈煦元的霹雳手段令福布斯家族兴奋的同时，更令不少小洋行胆战心惊，纷纷撤出长江航线，甚至将旗下轮船卖给了旗昌轮船。就连同孚洋行也不得不将自己的“九江号”和“鄱阳号”轮船撤出长江，这也为唐廷枢他们后来寻求同孚洋行合作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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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和郑观应万万没有料到，一直作为反对旗昌轮船唯一核心的宝顺洋行，到了1866年陷入了金融危机，当年伦敦倒闭了17家银行，英国殖民地印度倒闭了12家银行，伦敦跟印度的金融风暴席卷到了香港跟上海，一直忙于价格战的宝顺洋行，将大量资金都砸进了轮船业，整个集团资金出现流动性危机。徐润他们找到琼记洋行，希望能够联手成立轮船公司，开辟定期航线，仿效陈煦元的策略拯救宝顺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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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如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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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他们病急乱投医，忘记了当初候德为了组建轮船公司，对陈煦元那是磕头求拜，陈煦元可是琼记洋行的战略投资者，候德怎么可能拯救宝顺洋行呢！再说了，1864年的连续价格战就是宝顺洋行挑起的，琼记洋行也是受害者，徐润他们是一箭双雕了陈煦元的两笔轮船投资。尽管宝顺洋行有“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两艘极具竞争力的轮船，琼记洋行依然拒绝了宝顺洋行的合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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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的资本击垮了徐润他们的反击计划，宝顺洋行不得不出售两艘在长江航线的轮船，当时徐润他们希望航运老大旗昌轮船能够接盘，可是面对45万两的价格，陈煦元再次拒绝了他们。到了1866年，宝顺洋行伦敦总行倒闭，长江航线的两艘轮船不得不抵押出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看到了机会，决定暗中将宝顺洋行的抵押票据搞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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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顺洋行的破产已经无可挽回，旗昌洋行在长江航线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怡和洋行。面对旗昌洋行的霹雳手段，约翰逊一度抱怨怡和洋行没有像陈煦元那样得力的买办。面对约翰逊的不满，身为广东商帮代表、上海丝业同业公所董事的唐廷枢，自然要为自己的颜面、为广东商帮的颜面而战。唐廷枢鼓动约翰逊联手宝顺洋行，跟旗昌洋行做一个三全其美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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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宝顺洋行的债权人，怡和洋行当时也身陷金融危机中，资金流动性问题成为第一要务。约翰逊听从了唐廷枢的建议，决定将宝顺洋行的两艘轮船卖给旗昌轮船。三方代表在香港举行谈判，金融危机套现的压力让陈煦元看到了复仇的机会，陈煦元鼓动保罗压价。怡和洋行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谈价，相反提出愿意在十年之内不以船主或代理人身份经营长江航线，旗昌轮船不得经营上海以南的沿海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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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放弃了长江航线，一方面是难以承受陈煦元的价格战，另一方面是可以将旗昌轮船赶出上海以南的海域。除了换取航线外，怡和洋行还要利用宝顺洋行两艘轮船进行套现。怡和洋行提出了宝顺洋行两艘轮船55万两的高价，远远超出之前10万两的价格。更为重要的是，旗昌轮船还需要拿出10.3万两买下怡和洋行在伦敦定购的一艘新船。旗昌轮船为了垄断长江航线，只好咬牙接受了怡和洋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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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纷纷从长江航线出局，留在长江航线的还有琼记洋行的“江龙号”，陈煦元当初一直将“江龙号”放在长江航线，就是为了将以徐润、郑观应、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挤出长江航线，现在功德圆满，陈煦元说服候德，将“江龙号”以21.25万两的高价卖给了旗昌轮船，陈煦元成功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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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万万没有想到，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如约从长江航线撤出后，唐廷枢他们却玩起了文字游戏。按照三方在香港的约定，两家的轮船以及代理轮船都不能进入长江航线，但是对于其他洋行的轮船没有约束力，所以怡和洋行可以支助唐廷枢他们的轮船，继续在长江航线上跟旗昌轮船混战，尤其是找到了图谋重返长江航线的同孚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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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孚洋行在1868年就图谋东山再起，当时在美国游说，希望能够从美国调轮船到长江航线赚钱，同时还在上海筹集了1万英镑，购置了一艘名为“风水号”的轮船。为了增强竞争力，同孚洋行还游说拥有“虹口号”的华商们加盟。可是，同孚洋行的轮船一进入上海港，陈煦元就挥舞价格屠刀，将长江航线的运价腰斩，从6两骤跌至3两，同孚洋行再次折戟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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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他们在找同孚洋行之前，事实上还干了一件令陈煦元极为窝火的事情，那就是广东商帮怂恿琼记洋行购买公正轮船股票。候德一看既然有广东商帮找上门来，何不借机重返长江航线呢？候德一方面想跟广东商帮合作，另一方面担心得罪陈煦元，只好暗中购买了1040股公正轮船的股票，没想到陈煦元得到了消息，候德只好抛售公正轮船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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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的频繁出手令陈煦元很是被动，他建议保罗收购公正轮船。唐廷枢他们并没有让旗昌轮船如愿，相反跟同孚洋行联手闯入了长江航线，怡和洋行在背后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陈煦元决定给唐廷枢他们来个声东击西，在上海至天津的北洋航线大打价格战，因为唐廷枢持股的北清轮船的主要市场在北洋航线，价格战可以让唐廷枢他们腹背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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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出手彪悍，北洋航线的运费以前为每吨10两，为了让北清轮船陷入亏损泥潭，旗昌洋行将北洋航线的运价调为4两，立即将北清轮船的代理商惇裕洋行逼入了财务困局。陈煦元试图通过声东击西的策略，将公正轮船拉到出售的谈判桌上。唐廷枢立即鼓动怡和洋行出面，旗昌洋行不得不看在怡和洋行退出长江航线的面子上停止价格战，惇裕洋行、怡和洋行跟旗昌轮船三方签订齐价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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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鼓动怡和洋行出面，一方面事关福布斯家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打乱陈煦元声东击西的计划，确保公正轮船在长江航线的利益。这一场江浙商帮跟广东商帮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陈煦元并吞公正轮船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大清帝国的同治皇帝突然接到一份控告奏折，紫禁城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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