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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业开放的政策经过三年的讨论跟征求意见，《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终于在1867年10月3日，以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的名义，明令公布实行。华商购买轮船的文件开启了大清帝国航运业改革的序幕，帝国官员们对未来航运业的繁荣相当乐观，上海道台应宝时就兴奋地感叹：“华商自必闻风兴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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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红头文件一发布，当时身为候补同知的耶鲁留学生容闳就提出了创设新轮船公司的章程。身为曾国藩的幕僚，容闳提出创设轮船公司自然在情理之中，令人意外的是容闳提出的是创设民营股份制航运企业。容闳在章程的序文中提出，垄断长江航线的旗昌轮船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致命的，旗昌轮船可以凭借垄断操控价格，中国商人只有被动接受高额的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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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的建议立即让人觉得他背后一定有势力在暗示和支持。当时在背后支持容闳出面的是广东商帮，不过谁能为广东商帮试探北京政府底牌？容闳如果直接交给曾国藩代为转交总理衙门，朝廷会左右为难，一旦批准曾国藩递交的奏折，国家资本没有做好全面改革的准备，民营资本就会如洪水猛兽一般冲击整个国家资本体系。不批，那跟曾国藩发布的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政府将失信于资本，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向欧美恶棍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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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就是一场游戏，大生意就是跟大人物玩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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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经过数百年的锤炼，早已谙熟中国官场的潜规则。触摸紫禁城的底线，就一定要给曾国藩一个台阶，如果北京态度温婉，曾国藩可以在两江助推一把，大事可成。如果北京态度强硬，也可以保全曾国藩的颜面，曾国藩还继续有机会跟北京政府博弈。容闳选择了两江总督下属、上海道台应宝时，身为上海市市长的应宝时既有权利向总理衙门递交奏折，又可以在北京政府跟曾国藩之间进行多方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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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的奏折送抵北京，慈禧太后对容闳这样的小官儿没太在意，因为对于候补同知这种五品官衔的小官，他们的奏折要么是哗众取宠，要么是钻营投机。容闳的奏折按照程序送到了总理衙门，奕䜣仔细研读了容闳的奏折，这位耶鲁高才生完全按照西方现代公司结构设计，是要搞一家中国人出资的股份制轮船公司，“分运漕米，兼揽客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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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奏折，奕䜣立即想到一个问题，股份制企业意味着拿钱就能成为股东，中国政府支持的股份制公司里面，可能出现表面是中国人，背地里是外国人的情况，因为现在很多中国商人不就是依附在洋人名下么？总理衙门跟递送奏折的应宝时说，股份公司会不会有洋商跟洋行买办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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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对实际控制人的怀疑，立即让上海滩的商人们感到不妙。曾国藩一看北京态度，只能说如果没有欧美跟买办资本，未必能够搞成外国那样的股份制公司。应宝时最后安慰容闳说，现在时局艰难，一时半会儿筹集不了开办公司的资金，算了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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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廷枢、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对帝国的失望越来越大，航运业政策松动了，可是审批大权掌握在政府手上，从容闳的试探性触摸政府底线失败，到1872年1月，一张民营牌照都没有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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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送走麦奎因不久，就得到北京传来的消息，宋晋建议皇帝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国家资本的改革试点可能被扼杀，民营航运业的改革将遥遥无期。郑观应决定答应麦奎因的邀请加盟太古轮船，跟旗昌洋行在帝国航线展开厮杀。但郑观应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大清帝国朝堂争吵不休的时候，日本人的行动令紫禁城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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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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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酉阳州民教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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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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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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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建省志·外事志卷》，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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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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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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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夏东元编著：《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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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华捷报》，186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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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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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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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庆云等编：《南浔志》，1922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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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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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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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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