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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工业产业令岩仓使团大开眼界，木户孝允给日本分管文化教育的文部省官员写信，信中对西方的学校和工厂是“痴笔难尽”，“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10年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因为“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日本人绝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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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木户孝允观察得很仔细，他从踏入美国土地到进入欧洲大陆，就对西方人的开放感到很难接受，尤其是男男女女见面就拥抱，还在脸上亲吻，这简直就是淫秽不堪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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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的大久保利通跟木户孝允看问题不一样，他很关注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弱小的普鲁士王国居然能够打败强大的法国，同样是君主制度，可是英国、法国跟德国大不一样。英国的女王可以发号施令，但是国家的管理权限在首相。拿破仑三世集权专制，最后成了阶下囚，巴黎公社一帮农民都能占领都城。德国皇帝一言九鼎，可是首相俾斯麦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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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柏林为岩仓使团举行了招待会，身为倒幕运动领袖之一的大久保利通，相当期待跟俾斯麦的会面。招待会上，俾斯麦侃侃而谈，从自己出使俄国到游历欧洲，从柏林拜相到大败拿破仑三世，从普鲁士扩张到德意志帝国大一统，听得大久保利通是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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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在招待会上问计俾斯麦，一个国家如何才能真正强盛？到底是工业富国，还是政治制度决定？俾斯麦对大久保利通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之前崇厚使团到欧洲访问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游山玩水，只是在参观工厂的时候总是问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几何，跟生意人一样，俨然不像治理国家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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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世界各国，虽皆声称以亲睦礼仪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实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号称保全列国权利之典章，然而一旦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变动；若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规也。”俾斯麦以普鲁士德国的自强之路现身说法，“小国孜孜省顾条文与公理，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期尽力保全自主之权，然遭其簸弄凌侮之政略，则每每几乎不能自立。是以（普鲁士德国）慷慨激奋，一度振兴国力，欲成为以国与国对等之权实施外交之国。乃振奋爱国心，积数十载，遂至近年始达成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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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听得如痴如醉，日本的强国之路要在工业上以英国为榜样，在强兵上以德国为楷模，要实现内治以强国，以实力对抗强权，让那种礼仪邦交见鬼去吧。使团成员伊藤博文更是对德国之行用“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形容，他更是提出了开民智，齐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的治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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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中日两拨使团，俾斯麦一声长叹：“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岩仓使团回到日本陆续制定了《宪法建议书》、《殖产兴业建议书》、《振兴国外贸易建议书》三大政治经济改革方略。那个时候，宋晋挑起的工业改革兴废之争，令整个帝国官场剑拔弩张，日本人的欧美之行消息则令紫禁城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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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清政府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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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府灯火通明，李鸿章静静地坐在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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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官员在丫鬟的引领下，朝书房走来。李鸿章站起来将来客迎进书房：“敏斋，有什么动静？”李鸿章口中的敏斋是江苏分管司法的按察使应宝时，这位官员从1860年就开始在上海滩混，是被李鸿章搞下课的那位吴煦大人的门生，跟外国人混得很熟，乃大清帝国少有的国际外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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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倒幕运动成功后，也学着欧美列强修约，要跟大清帝国修订通商条约。应宝时从1862年开始就跟日本人打交道，是帝国官场的日本通。李鸿章在上海期间，应宝时就是李鸿章安插在洋人圈子里的一枚钉子。在日本修约问题上，应宝时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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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大人，日本天皇派到美国去的使团，中途有两位回到日本了，一位叫大久保利通，一位叫伊藤博文。”应宝时看李鸿章一脸茫然，李鸿章并不知道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天皇的宠臣，维新政府的大佬。李鸿章听完应宝时的情报，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不带国书就去跟美国总统谈修约，日本人怎么能那么荒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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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详细地询问了岩仓使团的情况，心里一怔，日本的美国之行看来不是修约那么简单，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改革布局。这让李鸿章想起了当年自己带兵刚到上海滩，日本人的观摩团就急迫地要到上海参观。回想起那一次日本人观摩团的上海之行，李鸿章顿感如芒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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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9世纪40和50年代，跟大清帝国的命运一样糟糕，执掌日本中央大权的德川幕府无能，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强迫德川幕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阻断了日本跟中国的贸易。幕府中的改革派希望打通同中国的贸易，直接获取中日贸易利益，以此来解决日本的经济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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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3月，箱馆（今函馆）最高行政长官“奉行”堀织部正等四人，联名向德川幕府提出了向大清帝国派遣使团。堀织部正提交的申请书提出两个重要路线，一条路线是黑龙江河口，另一条是上海与香港。黑龙江河口位于丹东市区沿鸭绿江溯流而上大约40余公里处，这个地方跟隔河的朝鲜青城郡仅有700米的距离。上海跟香港在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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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织部正的申请书犹如一枚石子，投在了暮气沉沉的幕府死水之中。德川幕府内部一阵骚动后，申请书石沉大海。到了1861年5月，德川幕府四大名臣之首的小栗忠顺、幕府外交部长冈部长常联合上书，建议派官船前往上海、香港调查贸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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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栗忠顺在1860年曾出使美国，见识了美军的现代化装备，回到日本就立即鼓动德川幕府建立新军，提出了关于兵制、军备、武器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并在横须贺建立了日本第一座现代化的兵工厂，试图通过改革改变幕府沉沦的现状。小栗忠顺很快成为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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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臣的奏折立即得到了幕府的支持，因为小栗忠顺在奏折中强调，上海已经成为欧美列强在远东的商业、交通和军事据点，他们帮助爱新觉罗皇族围剿太平军，可以想象他们的利益之巨大。小栗忠顺希望通过上海这个窗口来近距离地考察欧美现代文明，以及日本邻家中国的真正实力。鉴于上海滩混乱的局势，小栗忠顺建议考察团全面观摩大清帝国情势，等情况调查清楚了再商讨跟中国缔结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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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5月27日，德川幕府主管财政跟民政的大臣根立助七郎担任使团团长，率领日本政治家和军事家高杉晋作、萨摩藩的海军精英五代友厚和佐贺藩的中牟仓之助等51人，乘幕府官船“千岁丸”号从长崎出发，于6月2日到达黄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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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晋作在上海期间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军事情报，他看到上海港口外国商船林立，一队队水兵从军舰上下来执行任务，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只对外国人免费开放。这位当时还只是幕府侍从的年轻人感叹道：上海之势可谓大英属国矣，此次决非隔岸之火，孰能保证我国不遭此事态？险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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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服役于日本海军的五代友厚，曾经被英国人俘虏，后到英国留学，遍访欧洲各国，回国后力主改革开国。他对高杉晋作说：“尽管太平军有超人之勇，但在少数英法军队面前遭到惨败，今后是新式大炮和军舰的时代。”两人一起去观看英国的新式大炮，看完后，这两位日后的倒幕骨干感叹中国既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足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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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友厚随后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详细的改革方略：日本政府设立上下两政院，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藩联合政权；在经济方面组织“商社”，与上海直接进行贸易；购买外国机械、武器；选派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等；实行军制改革，建立日本新军，按英制改组军队。五代友厚提出的改革方案意在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此人迅速成为日本倒幕运动的高级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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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使团在上海观摩时，应宝时就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他对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非常了解。当时李鸿章初到上海滩，听闻应宝时的情报，对大清帝国的这个邻居深感忧虑。日本的改革在跟西方列强的博弈中悄然展开，宋晋攻击的马尾船厂背后，法国政府跟日本的合作远远超越跟中国的合作，日本已经成为欧美列强在东亚新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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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5月，德川幕府派出大使池田筑后守到巴黎，与法外务大臣择旺鲁义签订《巴黎协定》，同年，法驻日公使罗修斯（Leon Roches）同德川幕府进行了一揽子的谈判：1.使用法资建海军兵工厂和铁厂，当年在横须贺和横滨设两所铁厂；2.由法国出资建立日法联合贸易公司，垄断日本生丝出口；3.以北海道砂山作担保，借法资购军舰武器；4.建立幕府常备军，派海军学生赴法留学，由法国公使和军官任顾问，在江户设士官学校教练步骑炮三军，改革军制；5.1866年，由法国借款600万美元，在罗修斯指导下，对幕府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进行全面改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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