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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9世纪40和50年代，跟大清帝国的命运一样糟糕，执掌日本中央大权的德川幕府无能，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强迫德川幕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阻断了日本跟中国的贸易。幕府中的改革派希望打通同中国的贸易，直接获取中日贸易利益，以此来解决日本的经济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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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3月，箱馆（今函馆）最高行政长官“奉行”堀织部正等四人，联名向德川幕府提出了向大清帝国派遣使团。堀织部正提交的申请书提出两个重要路线，一条路线是黑龙江河口，另一条是上海与香港。黑龙江河口位于丹东市区沿鸭绿江溯流而上大约40余公里处，这个地方跟隔河的朝鲜青城郡仅有700米的距离。上海跟香港在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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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织部正的申请书犹如一枚石子，投在了暮气沉沉的幕府死水之中。德川幕府内部一阵骚动后，申请书石沉大海。到了1861年5月，德川幕府四大名臣之首的小栗忠顺、幕府外交部长冈部长常联合上书，建议派官船前往上海、香港调查贸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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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栗忠顺在1860年曾出使美国，见识了美军的现代化装备，回到日本就立即鼓动德川幕府建立新军，提出了关于兵制、军备、武器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并在横须贺建立了日本第一座现代化的兵工厂，试图通过改革改变幕府沉沦的现状。小栗忠顺很快成为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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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臣的奏折立即得到了幕府的支持，因为小栗忠顺在奏折中强调，上海已经成为欧美列强在远东的商业、交通和军事据点，他们帮助爱新觉罗皇族围剿太平军，可以想象他们的利益之巨大。小栗忠顺希望通过上海这个窗口来近距离地考察欧美现代文明，以及日本邻家中国的真正实力。鉴于上海滩混乱的局势，小栗忠顺建议考察团全面观摩大清帝国情势，等情况调查清楚了再商讨跟中国缔结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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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5月27日，德川幕府主管财政跟民政的大臣根立助七郎担任使团团长，率领日本政治家和军事家高杉晋作、萨摩藩的海军精英五代友厚和佐贺藩的中牟仓之助等51人，乘幕府官船“千岁丸”号从长崎出发，于6月2日到达黄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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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晋作在上海期间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军事情报，他看到上海港口外国商船林立，一队队水兵从军舰上下来执行任务，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只对外国人免费开放。这位当时还只是幕府侍从的年轻人感叹道：上海之势可谓大英属国矣，此次决非隔岸之火，孰能保证我国不遭此事态？险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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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服役于日本海军的五代友厚，曾经被英国人俘虏，后到英国留学，遍访欧洲各国，回国后力主改革开国。他对高杉晋作说：“尽管太平军有超人之勇，但在少数英法军队面前遭到惨败，今后是新式大炮和军舰的时代。”两人一起去观看英国的新式大炮，看完后，这两位日后的倒幕骨干感叹中国既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足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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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友厚随后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详细的改革方略：日本政府设立上下两政院，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藩联合政权；在经济方面组织“商社”，与上海直接进行贸易；购买外国机械、武器；选派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等；实行军制改革，建立日本新军，按英制改组军队。五代友厚提出的改革方案意在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此人迅速成为日本倒幕运动的高级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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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使团在上海观摩时，应宝时就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他对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非常了解。当时李鸿章初到上海滩，听闻应宝时的情报，对大清帝国的这个邻居深感忧虑。日本的改革在跟西方列强的博弈中悄然展开，宋晋攻击的马尾船厂背后，法国政府跟日本的合作远远超越跟中国的合作，日本已经成为欧美列强在东亚新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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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5月，德川幕府派出大使池田筑后守到巴黎，与法外务大臣择旺鲁义签订《巴黎协定》，同年，法驻日公使罗修斯（Leon Roches）同德川幕府进行了一揽子的谈判：1.使用法资建海军兵工厂和铁厂，当年在横须贺和横滨设两所铁厂；2.由法国出资建立日法联合贸易公司，垄断日本生丝出口；3.以北海道砂山作担保，借法资购军舰武器；4.建立幕府常备军，派海军学生赴法留学，由法国公使和军官任顾问，在江户设士官学校教练步骑炮三军，改革军制；5.1866年，由法国借款600万美元，在罗修斯指导下，对幕府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进行全面改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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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德川幕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方面大量收集大清帝国的情报，另一方面加紧跟西方进行结盟。尤其是在摸清大清帝国军事情报后，迅速跟法国人合作，甚至抢先在马尾船厂之前，迅速上马铁厂跟兵工厂，日本人企图通过改革之途径，联手西方国家成为东亚代言人的野心昭然若揭。有应宝时第一手的日本情报，李鸿章对日本的忧虑犹如鬼魅一般，挥之不去。十年后的1871年，日本人再度到上海欲窃取帝国军事情报，日本人之心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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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3月，日本钦差全权大臣大藏卿伊达宗城、外务大丞兼文书柳原前光以及随行20人乘船抵达上海。第二天，伊达宗城向负责接待使团的应宝时提出，想带随员在上海各处参观。伊达宗城特别言明，要到军营和江南制造总局参观，以备回国后效仿。李鸿章回想起十年前的日本的举动，下令应宝时婉言回绝了日本人进军营的要求，但允许他们到江南制造总局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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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宝时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帝国骚客，没有外交政治大局意识。日本使团在江南制造总局亲自验看开花炮的射程及效果时，部分使团人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本子，将应宝时介绍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日本使团北上天津的途中，伊达宗城等人站在甲板上，不时询问沿途炮台的位置及驻防情况，应宝时将大清帝国的军事机密一股脑儿地向日本人进行了汇报。李鸿章后来听完应宝时的汇报，就差没有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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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前光在3月16日又来上海了，江海关关长沈秉成立即向李鸿章汇报了日本人的情况。李鸿章立即将应宝时召唤到身边，应宝时这一次带给李鸿章的不仅仅是岩仓使团在美国的笑料，还有日本人的野心。这一次柳原前光毫不掩饰，说日本使团到欧美修改了外交条例，希望仿效欧美合约，实现利益均沾，所以中日的外交条例也要一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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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修约的要求让李鸿章很不高兴，当应宝时将自己掌握的情报详细介绍给李鸿章后，李鸿章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李仙得要去日本？”李鸿章惊讶地再次确认应宝时的情报。1872年2月，就在岩仓使团抵达华盛顿的时候，李仙得要求美国驻华公使向大清帝国要求严惩台湾生番屠杀琉球人一案，遭到双方拒绝，美驻华大使跟李仙得关系骤然紧张，美国一股势力正运作李仙得进行亚洲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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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兵败被俘后，一直图谋扩大在日本控制力的美国政府抓住机会，派出了鹰派人物德隆（C.E.Delong）担任美国驻日本公使。德隆对中国跟朝鲜构筑的东北亚利益联盟很是不高兴，一直怂恿日本北上河口摸情报，企图通过日本人之手改变东北亚格局。令德隆意想不到的是，明治政府代表到北京签署了友好条约。当岩仓使团一行在华盛顿手忙脚乱，伊藤博文万里奔突的糗事发生后，李仙得插手台湾生番屠杀事件给了德隆一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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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的美国之行给了德隆一个强烈信号，他们希望跟华盛顿结成联盟。在美国没有跟大清帝国发生正面的军事交锋之前，美国政府并不希望看到日本人跟北京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亚洲联盟阵营，只有日本倒向了华盛顿，美国才能在东北亚获得更多的利益。李仙得在福州截获了大量大清帝国的军事情报，并且掌握着海量的台湾信息（指大琉球），琉球（指今冲绳、琉球群岛一带）跟台湾问题足以让中日成为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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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菲什在嘲笑岩仓使团后，很快就后悔了，日本人在美国遭到冷遇后，一旦跟大清帝国那些顽固派一样反对现代化，尤其是中日盟友关系深化后，对于后到亚洲的美国来说，其核心利益将边缘化。菲什在给德隆的一封信中写道：“殷切希望阁下，在日清外交相关事务上，与日本当局者会谈之时，影响日本外交方针的目的，是让他们尽量采取远离支那的排他的政策，并与列国进行自由的商务及社会交际的进步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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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亚洲策略的变化让德隆看到了更大的希望，他还从华盛顿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格兰特总统打算调李仙得担任美国驻阿根廷公使。德隆怎么舍得一个台湾和中国通离开亚洲呢？他频繁和李仙得通信，希望李仙得离开中国能够前往日本。同时，德隆还向日本外交部长副岛种臣举荐了李仙得。[4]副岛种臣也算倒幕运动的功臣，是明治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鼓吹者，对美国人的投怀送抱自然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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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宋晋向军事工业改革发动攻击，国外日本人跟欧美列强走动频繁。按照宋晋的逻辑，希望享受欧美列强在大清帝国一样待遇的日本，也会对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这样的大型军事工业不高兴。更为要命的是，李仙得一旦跟日本明治政府联手，大清帝国的卧榻之侧，将增加一个崛起的豪强新星，中国海防危险，台湾防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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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4月29日深夜，李鸿章坐在书桌前给总理衙门写了密折。当天，柳原前光一干人马已经抵达天津，李鸿章通过应宝时将日本人的情况摸清楚后，决定先不跟日本人见面，让下面的人跟日本人磋商，不过针对日本人在欧美以及亚洲的连环行动，李鸿章密折中强烈指责日本的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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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弹指一挥间，日本的改革派倒幕尊王，修铁厂，整军备。倒幕运动成功后，明治政府的功臣们跟欧美列强走得更近，李鸿章对日本的改革甚为焦虑，认为日本一个小国家，设铁厂造轮船，用西洋军器，一方面是自保，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小国家一旦强大起来，就会跟西方的列强一样，对外扩张殖民，大清帝国跟日本比邻而居，如果帝国依然故步自封，在美国人为首的欧美列强的暗中支持下，日本的兵锋将会指向大清帝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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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鸿章在奏折中没有直接反对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但是奏折满纸暗示中国海防有了一个凶悍的邻居，提醒紫禁城的决策者高度警惕。李鸿章书房的灯火摇曳的时候，遥远的肃州军营中，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停地踱着方步，手上紧紧地攥着紫禁城发来的上谕和宋晋奏本抄件，慢慢地渗出了细汗，是该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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