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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的美国之行给了德隆一个强烈信号，他们希望跟华盛顿结成联盟。在美国没有跟大清帝国发生正面的军事交锋之前，美国政府并不希望看到日本人跟北京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亚洲联盟阵营，只有日本倒向了华盛顿，美国才能在东北亚获得更多的利益。李仙得在福州截获了大量大清帝国的军事情报，并且掌握着海量的台湾信息（指大琉球），琉球（指今冲绳、琉球群岛一带）跟台湾问题足以让中日成为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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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菲什在嘲笑岩仓使团后，很快就后悔了，日本人在美国遭到冷遇后，一旦跟大清帝国那些顽固派一样反对现代化，尤其是中日盟友关系深化后，对于后到亚洲的美国来说，其核心利益将边缘化。菲什在给德隆的一封信中写道：“殷切希望阁下，在日清外交相关事务上，与日本当局者会谈之时，影响日本外交方针的目的，是让他们尽量采取远离支那的排他的政策，并与列国进行自由的商务及社会交际的进步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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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亚洲策略的变化让德隆看到了更大的希望，他还从华盛顿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格兰特总统打算调李仙得担任美国驻阿根廷公使。德隆怎么舍得一个台湾和中国通离开亚洲呢？他频繁和李仙得通信，希望李仙得离开中国能够前往日本。同时，德隆还向日本外交部长副岛种臣举荐了李仙得。[4]副岛种臣也算倒幕运动的功臣，是明治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鼓吹者，对美国人的投怀送抱自然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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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宋晋向军事工业改革发动攻击，国外日本人跟欧美列强走动频繁。按照宋晋的逻辑，希望享受欧美列强在大清帝国一样待遇的日本，也会对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这样的大型军事工业不高兴。更为要命的是，李仙得一旦跟日本明治政府联手，大清帝国的卧榻之侧，将增加一个崛起的豪强新星，中国海防危险，台湾防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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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4月29日深夜，李鸿章坐在书桌前给总理衙门写了密折。当天，柳原前光一干人马已经抵达天津，李鸿章通过应宝时将日本人的情况摸清楚后，决定先不跟日本人见面，让下面的人跟日本人磋商，不过针对日本人在欧美以及亚洲的连环行动，李鸿章密折中强烈指责日本的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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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弹指一挥间，日本的改革派倒幕尊王，修铁厂，整军备。倒幕运动成功后，明治政府的功臣们跟欧美列强走得更近，李鸿章对日本的改革甚为焦虑，认为日本一个小国家，设铁厂造轮船，用西洋军器，一方面是自保，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小国家一旦强大起来，就会跟西方的列强一样，对外扩张殖民，大清帝国跟日本比邻而居，如果帝国依然故步自封，在美国人为首的欧美列强的暗中支持下，日本的兵锋将会指向大清帝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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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鸿章在奏折中没有直接反对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但是奏折满纸暗示中国海防有了一个凶悍的邻居，提醒紫禁城的决策者高度警惕。李鸿章书房的灯火摇曳的时候，遥远的肃州军营中，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停地踱着方步，手上紧紧地攥着紫禁城发来的上谕和宋晋奏本抄件，慢慢地渗出了细汗，是该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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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三大佬拼死救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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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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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5月13日，夜风刮进了肃州远征军的中军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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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位将校闯入营帐，没等陕甘总督左宗棠开口，这位胆大的将校抹了一下额头就说：“大帅，沙俄的密使已经抵达喀什，阿古柏将把新疆的贸易权交给沙俄，如此一来，新疆的经济利益都将落入沙俄之手。现在我们能控制的只有塔城、乌苏等少数几个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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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眉宇紧锁。阿古柏，乌兹别克斯坦人，骁勇善战，一度扶持大和卓的曾孙搞新疆七城独立，建立哲德沙尔汗国。英国跟沙俄为了争夺中国西北利益，于1867年支持阿古柏自立洪福汗国。左宗棠非常清楚，一旦阿古柏跟沙俄结盟后，阿古柏将长驱南下，兵锋直指内蒙古，那样一来北京就危在旦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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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在新疆粉墨登场，宋晋在紫禁城兴风作浪。两股势力犹如绞索一般套在了左宗棠的脖子上。当初自己被北调，名义上是消灭起义的回民，事实上是有人要将自己送到沙俄人的刀口之下。现在宋晋指控马尾船厂贪污腐败，这是要将自己送进北京的天牢。阿古柏有沙俄跟英国人支持，收复新疆将是一场持久战，宋晋的指控是帝国内斗，更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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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现在必须冷静下来，因为宋晋的奏折跟自己的亲信杨昌浚有着密切关系。左宗棠训练楚军的时候，杨昌浚为左宗棠的幕僚，之后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当左宗棠南下福州坐上闽浙总督后，立即上奏保举杨昌浚为浙江布政使，牢牢地抓住了整个浙江的财政大权。左宗棠带兵北上之时，再度保举杨昌浚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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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月，军机处收到一份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文煜的奏折，说浙江巡抚杨昌浚以军舰“湄云”号不适合浙江海面为由，希望闽浙总督和福州船政商量一下调换军舰。由于沈葆桢生病在家，身为福州官场最高行政长官的文煜决定，将“湄云”号从浙江调回福州船政，改派新造成的军舰“伏波”号前往浙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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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平淡无奇的奏折，却成了震惊大清帝国的风暴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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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在文煜的奏折上朱批了三个字：知道了。通看文煜给皇帝的奏折，以及皇帝的批复，很难发现奏折的玄机。按照慈禧太后建立的帝国管理程序，文煜的奏折在朱批之前，慈禧太后已经看过，这也充分说明福州船政在帝国权力中心没有大问题。无论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还是身在西北的左宗棠都没有意识到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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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他们抓住了杨昌浚调换军舰的机会，敏锐地觉察到，“湄云”号制造期间正是总工程师达士博跟监督日意格闹矛盾的时候，杨昌浚要求调换“湄云”号，一定是因为质量上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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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他们这样推论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湄云”号是马尾船厂第一艘真正用于帝国海防的军舰，可是在“湄云”号正式服役的关键时刻，沈葆桢却生病隐退了，难道他是在逃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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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的反腐奏折提交给皇帝后，北京保守势力等不及湘军、淮军集团者向慈禧太后辩护，就决定立即死死地抓住“湄云”号不放，一定要通过“湄云”号来挖出福州船政的更多问题。2月11日，杨昌浚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军机处的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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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永远覆盖着一块遮羞布，图穷匕现之时血溅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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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密函的杨昌浚顿感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密函直截了当地问道：“为什么‘湄云’在浙江不适用？”保守势力还赤裸裸地诱导杨昌浚：“窃意‘湄云’一船必有不能应用之处，一船如此，他船可知”，“诚恐日意格等未肯将外洋轮船之制尽泄其秘，而该厂提调委员等复不能悉心讲求，广咨博采，以致虚糜巨帑，徒成粉饰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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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守势力现在严重怀疑“湄云”号的质量，进而怀疑马尾船厂所有军舰的质量问题。他们认为质量问题一方面是左宗棠力荐的法国人不尽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福州船政的管理层有大问题，他们没有用心办事，导致在采购、制造等多个环节出现问题，才致使大量的国有资金浪费，甚至被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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