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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意识到，何璟的身后是强大的广东商帮。现在上海滩的广东商帮均为买办资本，他们在北京城那些高级官员眼中都是唯利是图的奸猾之徒。朱其昂在草拟轮船招商局章程的时候，提出“华商自置轮船准编入本局轮船轮装”。当时紫禁城反应强烈，责成总理衙门进行专项检查，如果是轮船华商自己买的，可以编入，如果背后有洋人股份，一定要严肃查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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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跟洋商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庞大的家族买办、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搞得总理衙门的官员们的神经高度紧张，不得不发红头文件：轮船招商不准夹杂洋商，一旦发现顶替洋商阴谋图利者，将从严惩处。总理衙门的专项调查立即将买办商人入股轮船招商局的大门关上了，丢失了1867年大好改革机会的广东商帮岂能再次错失良机？胡雪岩撕毁承诺，江浙商帮隔岸观火，何璟攥住漕运订单，意图逼走朱其昂，留给李鸿章的选择只有在上海的广东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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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合办”的温和改革是李鸿章拿到轮船招商批文的策略，现在广东商帮通过老乡何璟逼宫，岂能立即说服慈禧太后跟皇帝改变改革路线？李鸿章当初向皇帝慷慨陈词，说轮船招商是强国之远谋，一旦股份掌握在洋人手上，那帝国的改革之命运就掌握在了洋人之手。正因为李鸿章的强国之远谋，紫禁城才责令总理衙门严查洋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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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换思路就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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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何璟就回老家了，理由是他老爹死了，要回家丁忧守制。其实，何璟的老爹都死了多年了，但既然朝廷让何璟回家孤守老爹的孤坟野冢，他只有遵命。何璟的私人物品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漕运总督、江苏巡抚张树声就坐到了两江总督的太师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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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声和李鸿章是合肥老乡，早年跟家人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李鸿章回家组建淮军时，张树声率众归附，从此随李鸿章南征北战，成为淮军集团的元老干将。张树声进入两江总督府的第一道政令就是调拨20万石漕粮通过海上运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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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带着官场绞杀血迹的订单令朱其昂喜极而泣。李鸿章以雷霆万钧之势将何璟拿下，就是要告诉帝国的商人们，轮船招商局的订单是可以保障的，有国家资本启动，有政府的订单，投资轮船招商局是不会亏钱的。李鸿章同时还要警告买办商人，资本操纵政治是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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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鸿章的算盘打错了，走了何璟，又来了一位更难缠的——江西巡抚刘坤一。刘坤一是湖南新宁人，左宗棠训练湘军楚勇的时候，二十多岁的刘坤一就跟左宗棠南征北战，成为湘军中首屈一指的宿将。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远在江西的刘坤一这个时候跳出来枪挑朱其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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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于外洋情形不熟，又于贸易未谙，买船贵而运货少，用人滥而靡费多，遂致亏损”，刘坤一将朱其昂批得一无是处。李鸿章对行伍出生的刘坤一的发难很惊讶，可是刘坤一不是乱开炮，招商局后来的财务报表显示：朱其昂购买的“伊敦号”经行业评估多花了2万两银子，这破船还忒耗煤，装货的量还很小。还有当时从苏格兰买的“福星号”，船舱容量小，连七万石粮食都装不了。刘坤一嘲笑朱其昂跟外国人打交道“表现低能”，他跟他的同事们显然还不能发展其船运计划。[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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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对朱其昂的嘲笑令李鸿章相当尴尬，朱其昂这个时候早已方寸大乱。轮船招商局的那几艘轮船效率低下，两江的20万石漕粮运输时间一拖再拖，运输成本不断提高。朱其昂赶紧给张树声写信，让张总督别拨太多的漕粮，大单还是让沙船运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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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泥扶不上墙，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对朱其昂的表现相当失望。他抱怨说，朱其昂对于轮船招商局来说“非贞固正大之选”，可是他不想立即将朱其昂赶出轮船招商局，李鸿章要留住朱其昂，“取雉之媒，笼兽之囮”。[39]李鸿章要用出生漕帮豪门的朱其昂来诱捕沙船漕帮这一群大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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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笼络广东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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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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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糟糕的管理方式在上海滩已经不再是秘闻，朱其昂将一个理想中的现代化公司搞成了衙门，董事会、管理层还没有组建，倒是家人、幕僚、仆人来了一大堆。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坦陈，轮船招商局的衙门作风很重，经营管理不善，滥支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半年光景不到，亏损银子就超过4万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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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嘲笑朱其昂低能，朱其昂至今都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广东商帮的陷阱中。购买大英轮船公司“伊敦号”轮船时，朱其昂担心英国人耍诈，特意聘请了葡萄牙经纪人，5万两银子付了才发现只值3万两。历史上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坑中国的国家，坑蒙拐骗的基因怎会消失！朱其昂在上海滩混了多年，还没有搞清楚大英轮船公司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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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轮船公司的买办叫郭甘章，是广东香山人。郭甘章是个典型的汉奸商人，鸦片战争期间为英军输送粮水，英国窃取香港后，又一直为英国人卖命。为英国人卖命的同时，郭甘章自己还投资船厂，搞轮船运输。1867年，郭甘章伙同以唐廷枢、徐润为首的一帮香山商人，跟轧拉佛洋行联合成立了公正轮船公司。郭甘章一度成为香港的纳税状元，是广东商帮定居在香港首屈一指的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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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昂带着帝国练兵的银子高调南下，郭甘章痛宰轮船招商局，就是要将朱其昂推向风口浪尖，让那些八股官员跟天下百姓指责朱其昂无能。朱其昂深知自己已经成为上海滩的笑柄，立即方寸大乱，葡萄牙人不靠谱，购买永清号轮船时，又将经纪人更换为英商惇信洋行。小心翼翼的朱其昂很快发现又落入了广东商帮的圈套，签了合同才发现价高了，乞求英国人降价1万到15000两银子。[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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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将朱其昂推入了“低能”的陷阱中，这将是进一步逼迫北京撤换朱其昂的最好理由。刘坤一发难之后，广东商帮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联合李鸿章的秘书盛宣怀。李鸿章弃用盛宣怀的章程，任命朱其昂为总办，令年轻的盛宣怀愤愤不平。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紫禁城三番五次专案调查洋人持股的背景下，盛宣怀依然坚持说服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中推行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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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独立经商的徐润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朱其昂的表现相当忧虑，股票销售不力，采购成本控制不了，这样的状况不改变的话，“深恐众商寒心，从此裹足，招商将变为拒商矣”。[42]当时徐润正在跟怡和洋行做生意，怡和洋行采购的茶叶50%以上是徐润提供的，怡和洋行的买办正是徐润生意上的伙伴、香山老乡唐廷枢。[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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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在给盛宣怀写信的同时，郑观应开始在上海滩大造舆论。“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为官之无信而已”。郑观应没有像刘坤一那样将板子打到朱其昂身上，而是将招商局股票卖不出去归咎到官员毫无信用。其实，在宋晋攻击轮船制造的时候，郑观应就针砭时弊说，国内有的是资金跟人才，可是绝技都受困于国家律例，如果朝廷能体恤商贾，事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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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昂在上海低能的表现已经成了笑柄，保守派一旦群起鼓噪，紫禁城的决策者就将动摇，刚下水摸石头的改革将会走回头路。跃跃欲试的广东商帮岂能再次失去改革良机？郑观应给朝廷出了“以商代官之长策”：造船工业权操商人之手，每造4艘商船，造带兵船1艘。为了将帝国航运大权收归中国人之手，政府要诚信，做到官商相通，财货相通，政府在战略方面统筹全局，具体改革推行西方市场化的路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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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纷纷扬扬，幕僚们不断将报纸送到李鸿章的手上，朱其昂现在在漕帮跟上海滩商界威信扫地，轮船招商局走到了十字路口。孙士达给李鸿章建议：闽粤人财力雄厚，或能效其所长。[45]李鸿章幕僚郭嵩焘在日记中披露，当年自己赴上海，孙士达张罗了一大帮闽粤买办商人为自己接风洗尘，足以窥见孙士达跟广东商帮的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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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李振玉拂袖而去的时候，孙士达给李鸿章的信中表现得相当忧虑。现在上海滩的舆论风潮将改革推向了十字路口，广东商帮主动向朝廷抛绣球，李鸿章还犹豫什么呢？孙士达想起了当年震惊全国的“汪乾记茶行案”，广东商帮幕后操纵官司，最终演变成一场令李鸿章相当尴尬的国际案件，加上唐廷植贪墨案，广东商帮跟李鸿章的恩怨在改革大义之前能化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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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煞费苦心，目的是跻身改革潮头，李鸿章岂能小肚鸡肠？李鸿章现在担心的是紫禁城，他们能够接受改革路线调整的建议吗？李鸿章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名义向帝国商人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踊跃认购股票；另一方面起用广东香山籍的上海知县叶廷眷加入招商局，担任副总裁级别的会办，负责招徕广东商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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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广东香山人，其父是上海滩小洋行的买办，叶廷眷随父北上学做生意。叶廷眷时运不逮，刚到上海就遇到太平军横扫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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