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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文圃，广东香山人，韦氏家族在欧美银行的第一位买办。1858年，渣打银行在孟买跟上海同时开设两家亚洲分行，上海第一任行长叫麦加利，上海滩的政客、商人们都叫渣打银行为麦加利银行。麦加利到上海后，立即聘请韦文圃担任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首席买办。韦文圃跟徐润、唐廷枢、郑观应一干广东巨商关系密切，更是叶廷眷府上的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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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铁心要将杨月楼推向深牢大狱，跟韦文圃有着莫大关系。韦天亮在控告杨月楼之前，曾经跟在上海的韦氏族人进行了细商。韦文圃身为广肇公所创始人，又在英国人的银行当买办，在韦氏家族具有相当影响力。韦氏家族会议上，深谙上海滩司法体系的韦文圃出谋划策，让韦天亮先在国际法庭控告，洋人自然会将案件移交上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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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两套司法体系，一套是地方政府的法庭，县令为审判长、首席法官，另一套是设在租界的国际法庭。国际法庭主要审理涉外案件，如果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人，案件跟第三国毫无关系，国际法庭会移交上海县法庭。现在上海县的首席法官就是广东香山人、广肇公所的发起者叶廷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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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月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韦氏家族会议上已经进行过深入分析，国际法庭不会审理跟第三国毫无关系的案件，但是由韦阿宝的亲叔叔出面控告，国际法庭一定会高调介入。巡捕房将杨月楼抓捕归案后，广东商人轮番在媒体上炒作，将案件推向舆论暴风口，叶廷眷自然会假国际关注为名，按照韦文圃的意思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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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突然倒戈令广东商帮有点措手不及，乱伦说一出，令那些一开始愤慨杨月楼的民众，开始怀疑新闻的真实性，身为帝国当红的实力偶像派明星，慈禧太后都是杨月楼的粉丝，他岂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有违人伦的龌龊事？一桩有违“良贱不婚”的婚姻案逐渐演变成离谱的明星八卦，上海租界的匿名帖背后，民众开始怀疑《申报》的公正性，怀疑新闻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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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匿名信没有拿出证据证明韦氏家族贿赂《申报》，但是《申报》的主笔、编辑们都是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把名誉看得比生命都还重要，对广东商帮自然不能偏听偏信。韦文圃跟广肇公所复杂的关系，立即成为攻击者的把柄，民众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广肇公所在操纵舆论导向，进而影响司法审判，为叶廷眷严判杨月楼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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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法立即成为广东商帮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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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律·婚姻》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73]清朝的国家管理一直是行政跟宗族二元结构，婚姻关系到宗族的名誉及宗族成员的利益，所以地方行政长官一直默许宗族对族人婚姻掌有干涉权，特别是在危害到宗族共同名誉和共同利益之时，族人及族长可以强行阻止，或对当事者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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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的律法言论一出，有人立即将老祖宗孟子搬出来打架。“孟子有言，女子之嫁也，母命之。”[74]韦阿宝的婚姻只有韦天明夫妇有权做主，韦父不在，则其母也可有主婚权。尽管韦母主持的婚姻有违“良贱不婚”的礼法，但她有主婚的正当性。同情杨月楼、韦阿宝的民众在给《申报》的文章中抨击广东商帮“代人为父”，无权代行家长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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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律论，妇女犯奸，惟其夫、其父始能执，家庭尊长尚不能预，何况同乡？”同情派抢占圣贤制高点之后，也扛起了律法的大旗，法律上规定得很清楚，有妇女通奸，只有丈夫跟父亲才有权问责，第三方没有权利进行干涉，甚至进行非公正的司法审判。广东商帮立即反击：“今粤人不肯辱没乡亲，因韦某远出，迫不及待，公禀究治，足见粤人气节过人，誉之不暇，何毁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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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决定重判杨月楼，以“正风化，攘奸凶”。杨月楼很快就领到了刑事判决：流放黑龙江。杨月楼很是惶恐，因为他没有再见到自己的妻子韦阿宝。根据叶县令的判决，韦阿宝已经提交善堂择偶[75]。善堂为官办婚介所，专门为涉诉女子择偶。没有征求韦阿宝的父亲跟母亲的意见，为了族人、乡党的名誉利益，韦阿宝被善堂许配给了一个孙姓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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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似玉的美人眼泪汪汪地被送到了一个糟老头子的床上，简直就是人间悲剧，杨月楼看罢《申报》的报道，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立即在上海滩激起了民愤。同情韦阿宝的人致书《申报》，言辞激烈地谴责广东商帮：“阿宝尚有父在，又何必人人得而诛之？今众粤人既已代人作父，何以此时又需待其父归乎？谓阿宝之罪当死，何以众粤人不共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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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1月14日，《申报》的一篇文章火药味十足，广东商帮遭遇到了公开挑战：“粤人所称为糠摆渡口（俗名买办细崽）、广东婆、咸水妹者，均系香山一县男女也。生无耻之乡，习不堪之业，在粤人已不齿之于人类，而香山男女方以此为生财之路，致富之端。”[76]挑战者辱骂广东商帮生于无耻，嘲笑有人向族人提出削掉自己的出生籍贯，不要叫自己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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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挑战者的公开叫骂，两天后有一位署名为“荥阳甫”的香山人致函《申报》，荥阳甫在信函中以明朝大儒黄佐、香山书院创始人郑一岳两家十八代书香为证，为广东人的品质、公正进行辩解。“既谓广东婆，咸水妹均系香山一县之女，何以无一操香山之音？”荥阳甫在信函中引用南橘北枳的典故，“莫非自动为他县人拐骗，作此不类之事乎？抑入其乡食其水变其音而心亦变乎？”[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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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甫的信函在《申报》上刊出第二天，编辑部就收到了一封措辞更为激烈的来信。“香山既多寡廉鲜耻之人，而城中亦不乏贤士大夫之辈，乡间何与焉。”来信中直接开骂，认为贤士之人不能改变一个地区的无耻。来信者说，香山所管辖的澳门一带更甚，“僻壤穷乡蓬门圭窦所生之地，且强且悍，所习之业至贱至微，彼买办细崽辈，即此洋奴一端，岂非明证欤。”[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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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王牌洋行的买办席位一直被广东商帮垄断：1870年之前，琼记洋行23名买办中，广东人20名；旗昌洋行15名买办中，广东人8名；怡和洋行24名买办中，广东人12名；宝顺洋行21名买办中，广东人14名。四大王牌洋行中，广东买办一股独大，占比高达65%。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买办中绝大多数为香山买办，所以香山有买办之乡之称[79]。香山买办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家族世袭成风，莫氏、唐氏、徐氏、郑氏四大家族数代世袭，均有数十人出任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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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者在报章上说，上海滩的广东香山买办，头戴洋礼帽、手持文明杖、一身酷西装、一双亮皮鞋，看上去风光无限，他们偶有财势，栩栩然自鸣得意，他们献媚于洋人，早已忘却本来之面目矣。攻击者还嘲笑他们卖官鬻爵，用茶票捐纳红顶子，均为虚衔，“自命为有官无印之人，虚张声势，遇事招摇，则恐吓乡愚之心由此起矣，伤风败俗至于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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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绯闻已经演变成口水仗，攻击、谩骂之声不绝于新闻报章。《申报》刊登一系列攻击广东人、香山人名声的文章，令在上海的广东商帮怒火中烧。1874年1月19日，《申报》刊发了辱骂广东人毫无廉耻的文章后，广东人两次聚集在上海县大东门的道台衙门，威胁如果道台不采取行动，就焚毁《申报》馆杀死《申报》的编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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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任不久的上海道台沈秉成是浙江归安人，咸丰六年进士，是个喜好文墨的江南文士。担任上海道台之前，沈秉成在宫中撰写皇帝的起居注，记录皇上的吃喝拉撒。上海滩犬牙交错的各派势力，令这位紫禁城出来的四品官头昏脑涨。杨月楼案从上海滩闹到全球都在看热闹，沈秉成只是静观《申报》上的笔墨官司，因为杨月楼案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是以上海滩为半径的江浙势力对广东商帮的一种情绪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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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月楼案的背后，是两个地区、两个商帮、两种文化的冲突。上海滩开埠之后，广东商帮跟随欧美政客、商人北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吴健彰为首的官商逐渐掌握了上海滩的政局，上海滩组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广东政商网络，而出身贫贱的江浙商人在上海滩商界中地位低下，尽管有胡雪岩这样的富商，可江浙商帮在轮船招商局中的格局已经充分暴露其势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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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内的血雨腥风练就了沈秉成冷静的政治基因。广东人大闹府衙，他们是为了面子和声誉，他们都是穿西服的绅士，情绪稳定下来就没事了，闹不出大乱子。沈秉成装聋作哑，以香山人为代表的广东人跑到县衙，要求县令叶廷眷将他们的控诉转交给英国领事，让国际法庭惩处《申报》的中国员工。尽管《申报》的老板是英国人，叶廷眷却难以说服英国领事按广东人的要求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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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个微妙的时刻。杨月楼案审判定案后，叶廷眷将卷宗上呈到沈秉成处，这个时候广东人围攻道台衙门，沈秉成闭门不出，很显然这位上司有着江浙的乡党基因，他回避干涉《申报》的背后，是袒护江浙乡党利益。身为下属的叶廷眷岂能忤逆上官？叶廷眷只好在华界和城门张贴告示，宣布《申报》接受了杨月楼一案的贿赂，所刊文章均是谎言[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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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叶廷眷、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广东政商集团在杨月楼案中原本是维护其利益，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名誉、人格、文化形象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叶廷眷的行政手腕令民众们更加反感。遗憾的是，代表中国改革先驱的唐廷枢他们，依然全面保持着寻求官方庇护及从官方谋取经商特权的传统，商业利益的竞争还局限在以地域划分的传统商帮的格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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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很快就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沈秉成将杨月楼的卷宗已经发到邻县重审。就在这个关头，《申报》转引了伦敦一家报纸的报道，报道说上海滩风传有人愿意出2万两白银，让县令务必将杨月楼置之死地。报道还引述洋人之口，质疑供词的真实性、审理程序的合法性，以及首席法官叶廷眷的回避问题。《申报》的报道已然站在了广东政商集团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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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商集团立即警觉起来，《申报》的新闻将影响杨月楼案的重审，一旦杨月楼案翻盘，广东人在上海滩将颜面尽失。叶廷眷召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容闳等一干大佬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创办一份能够完全传递广东政商集团声音、政见、主张的报纸。唐廷枢他们当即拍板掏钱办报，耶鲁高才生容闳负责运营，笔杆子商人郑观应把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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