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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英国驻日本公使巴夏礼发现不对劲，立即找日本外务大臣寺岛宗则问询。[5]日本当年炮击英国舰队时，寺岛宗则被英军俘虏，对英国人一直心存忌惮。此人一看纸里包不住火，立即跟巴夏礼会晤。[6]巴夏礼见面就问寺岛宗则，日本进兵台湾是否征得清政府同意？寺岛宗则回答：日军进兵台湾没有通报清政府，但是清政府在1873年明确告知副岛种臣：“蕃地乃政令教化无法达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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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巴夏礼骨子里关心的是英国的利益。台湾的樟脑、煤炭、糖是欧美国家垂涎的资源。[7]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放通商，英美资本控制了整个台湾的商业。仅1873年，台湾就出口樟脑143万磅，糖6749万磅，煤炭47447吨。因此种种，英国岂能容忍日本染指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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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担心的是美国，他认为华盛顿政府同意本国现役军人当日本的雇佣兵，而岩仓具视使团又在华盛顿处心积虑要修约，因此东京跟华盛顿一定是达成了密约。一旦日本军队跟美国雇佣兵进入台湾，到时候英国的政治影响力将迅速下滑，英国资本也将失去对台湾经济的控制力。巴夏礼希望寺岛宗则能够明确地告诉他，日本进兵台湾能否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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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岛宗则无法给巴夏礼任何承诺。几番交涉无果，巴夏礼相当失望。于是，巴夏礼立即将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告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希望他将消息透露给北京方面。[8]威妥玛收到消息后，立即给总理衙门发了密函，告知清政府要小心，日本人正在往东南沿海调兵，他们的目的地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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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在密函中再次询问奕，台湾是否划归中国版图？日本人进兵台湾，是否跟北京商议？威妥玛在密函中显得很是焦急，希望总理衙门能够以电报的方式见信回复。奕收到密函后立即电告威妥玛，台湾地界隶属中国版图，不仅如此，类似地方都是中国的，日本使臣在1873年到京时没有提及派兵赴台湾等地。总理衙门收到英国密函时，当即明白日本方面显然没有就兴兵台湾一事通告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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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威妥玛密函的第二天，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W.F.Mayers）到总理衙门拜见奕，就威妥玛密函一事进行当面确认。梅辉立走后，法国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官德微理亚（Jean Gabriel Deveria）也走进了总理衙门，询问日本进兵台湾事宜。法国人可不想通过战争瓜分到的利益让日本人掠走，他们希望清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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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意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可是一直没有收到闽浙政界跟军界的任何情报，难以判断日本兵犯台湾的情势。第三天，总税务司赫德也来到了总理衙门，希望了解北京方面的动向。赫德还没走，西班牙驻华公使丁美霞（F.Otinmsias）也来了，奕再次重复跟威妥玛的那一套说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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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的信息很快传到了日本，巴夏礼立即给寺岛宗则写信，表示如果日本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英国将严守中立。同一天，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宣布中立。接替德隆的新任美国驻日公使宾含（J.A.Bingham）成为唯一没有发表中立宣言的驻日公使。《日本日刊新闻》（Japan Daily Herald）还在此时刊文指出：宾含默认了日本对美国船舶的雇用及美国军人对日本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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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德隆一样，宾含也是华盛顿亚洲策略的忠实执行者，是一位虚伪的鹰派人物。面对欧洲各国对日本的孤立以及舆论的轰炸，宾含在《日本日刊新闻》刊文后的第二天立即给寺岛宗则写信，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尊重美中友好关系，主张中国拥有台湾全域的主权；同时禁止美国船舶及人员参与出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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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立宣言令明治政府惊慌失措，但西乡从道已经率领日本兵跟美国雇佣兵向厦门全速开进。很快，奕收到了两江总督李宗羲的报告，他说有一艘日本军舰已开到了厦门港口，福建水师正在对其进行询问，日方说要借校场操练兵马。但是，日本军舰是从台湾澎湖而来，问及往何处去，有什么目的，军舰上的人却回答得支支吾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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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后觉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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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更令他诧异的是，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州将军文煜、船政大臣沈葆桢、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这一干大员却没有汇报任何情况。奕决定将日本进兵台湾一事报告给同治皇帝。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军机处立即向李鹤年、文煜、沈葆桢、罗大春、李宗羲、直隶总督李鸿章发出军事密令，令沈葆桢带领水师舰队，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妥善处理生番事宜。[10]军机处还向福州将军文煜下达了紧急调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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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调兵大权的沈葆桢立即调令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台湾道夏献纶率兵分驻南北两路，以“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六艘军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防台北，“万年一号”驻防厦门，“济南一号”驻防福州，“永保”“琛航”“大雅”三船充当运输舰，另派一船在闽、沪之间测海、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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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同时向北京提出了购买德国洋枪、铁甲船的请求，并派福建布政使潘蔚跟西乡从道交涉。此时的西乡从道信心满满，因为在出兵之前，明治天皇就在御前会议上进行了周密筹划，制订了利用日军攻占台湾南部之机，兴兵一万直取北京，囚禁清帝，令中国十八省瓦解的作战计划。西乡从道根本就没有将潘蔚放在眼里。双方交涉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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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掌握了日方聘请美国高级官员担任顾问以及军事指挥官的情报。李鸿章立即向总理衙门推荐了耶鲁高才生容闳，建议派容闳携带总理衙门的公函，远赴华盛顿跟美国国会议长理论，希望美国能够遵循中美友好条约，保持中立，撤回雇佣兵跟军事指挥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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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赴美之行路途遥远，李鸿章当时非常担心容闳此行于事无补，所以希望总理衙门能跟美国驻华使馆谈判。为了让欧美列国知晓北京政府有理，李鸿章还建议容闳赴美，哪怕要花三四个月，也要保证北京政府的此番演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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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的一切都在按照双方的计划进行时，军机处的军事密令却出人意料地悉数曝光。更令北京政府尴尬的是，报纸还将英国使馆向总理衙门写密函一事也一股脑儿地刊登了，这立即让英国陷入被动局面。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方面在台湾更是有恃无恐，血洗台湾地带，牡丹社等地已经成其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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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很快就明白了，《汇报》只是泄密报纸之一，《上海新报》、《华字日报》都刊登了军机密函。慈禧太后的暴怒令奕胆战心惊，这已经是闽浙地区四年之中的第二次军事泄密了，闽浙政界跟军界已经毫无秘密可言。奕立即召集军机处的一干人马开军机会议，军机大臣们认定，报纸泄密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要彻查军机泄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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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军机泄密案一波三折，大小官员白忙一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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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颜大怒，下令彻查泄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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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专案组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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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紧要事宜，岂容稍有泄露？”慈禧太后责令军机处严厉查处泄密案，一定要对与泄密案相关的大臣、将军、督抚进行严厉训诫，并且下令官员以后处理中外交涉事件一定要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至于咎戾”。慈禧太后还定下了一条铁律：“嗣后奉到谕旨及陈奏折片，除抄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应行函寄各处外，其余均不必抄咨，以昭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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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奕为首的军机处成立了专案组，调查军事机密到底是从哪里泄露的。8月2日当天，六百里密谕从军机处发出，要求跟泄密案相关的一干大臣、督抚、将军，必须在接到调查令第一时间内进行自查，并提交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沈葆桢、李鸿章、文煜、李宗羲、李鹤年、潘蔚等人均为调查的对象。自然，作为当事人的沈葆桢更是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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