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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收到沈葆桢的报告后，只是在报告上朱批了一句话：“沈葆桢著交部议处。”同治皇帝的朱批令整个官场震动。且不说沈葆桢是否会主动泄密，即使沈葆桢主动泄密，在泄密案没有任何调查结论之前，朝廷就给了沈葆桢处分，一定会令远在台湾的日军士气大增。沈葆桢的一番大度自罚之词，成了同治皇帝整肃官场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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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南方的沈葆桢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向皇帝上呈自我检讨报告期间，北京城已经是风云变幻。当时，同治皇帝宣布要重修圆明园。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等十大重臣联名反对，理由是：新疆阿古柏叛乱未平，台湾海峡剑拔弩张，战争消耗以及各种赔款早已令朝廷入不敷出。同治皇帝一生气，就免掉了恭亲王奕的一切职务，并交宗人府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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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自登基到1873年亲政，这期间一直是慈禧太后跟恭亲王奕说了算，雄性激素超标的小皇帝只好混迹烟花柳巷。对于年轻的同治皇帝来说，烟花无限好，却已经近黄昏了。一身病的同治皇帝内心极度惶恐，他担心自己死后，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无人来掌管。奕？的确，奕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但同治皇帝不得不考虑一个严峻的问题：叔叔岂能将侄子供奉于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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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圆明园只是同治皇帝的一个借口罢了，在慈禧太后跟同治皇帝的计划中，将奕罢官削爵，为接班人铺路才是真正目的。但他们没想到奕会联手十大重臣反对。在选择接班人的敏感期间，沈葆桢成了皇权跟相权博弈的出气筒，同治皇帝决定将军机泄密案扩大化，杀杀大臣们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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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9月5日，同治皇帝向军机大臣们发布了一道严厉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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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在谕旨中重申，今后对军机处密寄谕旨，要加意慎密，并要求两江总督李宗羲对上海新闻纸刊刻密寄谕旨一案，严密确查。同治皇帝这一道谕旨同样让军机处以六百里加急发给了沈葆桢、李鸿章、李宗羲、文煜、李鹤年、潘蔚一干文臣武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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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在谕旨中措辞强硬，声称如果今后发生类似泄密案，“致误机宜，唯涉案将军、督抚等是问”。这份雷霆之怒溢于言表的谕旨除了发给沈葆桢他们之外，同时还发给了文华殿大学士瑞麟、盛京将军都兴阿、协同管理内务府大臣兼署兵部右侍郎志和、浙江巡抚杨昌浚、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张兆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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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机泄密案扩大化的背后，是同治皇帝要整肃帝国官场的决心。皇帝是在告诉天下臣民，无论是亲王还是封疆大吏，大清帝国的主人唯同治皇帝一人，凡有涉及爱新觉罗家族核心利益者，万难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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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羲被吓坏了，《汇报》跟《上海新报》就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身为两江总督，自己一直没有给皇帝一个明确的说法，在皇帝眼中就是管辖能力有问题。接到谕旨后，李宗羲立即派员到上海调查。经查，《上海新报》背后是一帮欧美洋人在支持，他们的报道是援引香港《华字日报》。《汇报》是一帮广东商人创办的，报道也是援引《华字日报》。不过，《汇报》却令李宗羲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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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的股东有唐廷枢、郑观应、容闳、徐润。这些人都是李鸿章在推行改革时的先锋，尤其是唐廷枢跟容闳两人，更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沈葆桢跟李鸿章本是同科，可是在左宗棠北上的时候，沈葆桢成了左宗棠钳制李鸿章的棋子，因而这次事件的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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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羲很快就给北京写好了调查报告，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自己的保密警惕性很高：“凡遇秘密公牍，皆由内署缮办，卷存内署，不敢稍有泄露。”李宗羲在报告中还说，《上海新报》跟《汇报》的内容均抄自香港《华字日报》，上海这两家报纸在抄录的时候都特地注明香港的消息是来自福州，这说明问题出在闽浙军界和政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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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泄密对象——《华字日报》及主编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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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闽浙总督李鹤年派同知文绍荣前往香港密查《华字日报》。文绍荣很快就摸清了《华字日报》的底细。此报于1872年开始独立发行，是英人所办英文报纸《德臣报》（Dail Press）的中文版，当时的主持者为《德臣报》之主笔陈言，他自幼信奉天主教，中英文俱佳。《华字日报》内容取材不外乎翻译西报及转载京报，以及本地新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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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密查期间，文绍荣发现陈言已经离开了香港，他的同事说他去了福州。可是文绍荣回到福州秘密调查后却发现，陈言已经到了台湾府。陈言为何去台湾？他跟闽浙政界、军界何人有勾结？这一切都还是一个谜。李鹤年听到这个调查结果后立即给沈葆桢去信，希望沈葆桢查证陈言是否就在台湾府，进而调查陈言台湾之行的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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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的调查还没有结果，被吓得不轻的李鹤年就已经向同治皇帝报告，说自己到福州后，所有洋务密件皆由信函往来，不经书吏之手。“所奉密谕及各处钞寄密折、密函，皆系内署封存，秘之又秘，并无一字外播者”。当自己接到北京的谕旨，知道军机秘密刊入香港新闻纸，“殊深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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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鹤年还将文绍荣的秘密调查结果向皇帝进行了详细汇报，报告中提到：陈言经过福州到了台湾，其台湾之行的真正目的无法确认，现在自己只能向广东抚臣问讯，并下令让台湾道、福州府彻查根究。同治皇帝一看，李鹤年的报告是在踢皮球，于是只在报告上朱批：该“衙门知道”。同治皇帝希望沈葆桢能够查个水落石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官员之间相互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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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接到李鹤年的信函后，立即对陈言进行了详细调查。令沈葆桢惊讶的是：陈言现在竟然受聘于黎兆棠。黎兆棠，字召民，广东顺德人，1853年取得进士出身，曾经在总理衙门供职。1867年南下代理台湾道台，成为台湾地区临时行政长官，与沈葆桢一直私交甚密。在日本进兵台湾问题上，沈葆桢第一个想到的助手就是黎兆棠。因为黎兆棠与奕、文祥等一大帮皇亲贵胄关系密切，而且天天跟欧美的驻华使节打交道，对洋人相当了解。在代管台湾期间，黎兆棠跟台湾绅商交往频繁，洞悉错综复杂的生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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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密案牵扯到了黎兆棠，这让沈葆桢着实为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二人关系密切，更是因为黎兆棠一直兢兢业业，带重病工作，五十岁的人看上去比六十岁还老。沈葆桢本想按照福州方面的意思询问陈言的情况，可是一看到黎兆棠日益憔悴的样子，担心他听后心情更坏，就没有当面询问陈言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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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沈葆桢只有调查现任台湾道夏献纶。一问才知道：夏献纶已经向黎兆棠调查过了，并得知陈言的英文很好，对洋人的情况很熟，黎兆棠就将其借聘了三个月。夏献纶问及至关重要的台湾相关文件有没有被陈言偷看过，黎兆棠的答复是：重要文件自己在家时从没有看过，不存在泄露给陈言的可能，而且在他邀请陈言到台湾之前，报纸就已经刊登了这份军机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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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泄密者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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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机密到底是谁泄露给陈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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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绍荣在香港秘密调查期间，虽然挖出了《华字日报》的总经理陈言，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调查出陈言背后那个庞大的广东政商网络。《华字日报》真正的出资人有三位：黄胜、何启、伍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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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华字日报》的过程中，黄胜、伍廷芳、何启以印刷设备等资产入股，成为股东，他们聘请同为广东人的陈言为总经理。黄胜又聘请王韬为《华字日报》主笔。王韬曾经上书太平军将领刘绍庆，为其出谋划策。淮军进入上海后，搜罗出王韬跟太平军的书信，以“通贼”罪下令通缉王韬，王韬于是流亡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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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香港期间，王韬跟英华书院院长合作翻译《尚书》，并因此认识了黄胜。在《尚书》翻译期间，王韬又与黄胜合作翻译有关西方兵器制造的书——《火器说略》。《火器说略》翻译完毕后，黄胜将其进呈广东老乡丁日昌。丁日昌曾经是曾国藩幕僚，后出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成为李鸿章手下的红人。王韬跟李鸿章借此书冰释前嫌，一条香港报业人跟李鸿章之间的民间交流渠道就此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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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打通李鸿章这条通道的同时，又强化跟广东商帮的联系。1872年，北京方面出现以宋晋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改革，以郑观应为首的商界精英不断地通过舆论支援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计划。郑观应每次写了文章，都会将底稿誊抄一份寄给王韬，甚至在出版新书之前，还邀请王韬撰写序言。[14]王韬也不吝笔墨，十分赞誉郑观应的文章。由此可见，王韬跟广东商帮关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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